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宿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宿政规发〔2012〕1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宿迁经济开发区、市湖滨新城、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市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市洋河新城，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宿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三届四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宿迁市人民政府

2012年9月6日




宿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保证电梯安全运行，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电梯的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使用、日常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

第三条 宿迁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市电梯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各县（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各自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梯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安监、住房城乡建设、物价、公安、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电梯安全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开发区、园区、新城，下同）应当加强对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电梯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安监、质监、住房城乡建设、公安、物价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电梯安全监管中的重大问题，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电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宿迁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建立电梯服务信用评价制度，定期对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日常维护保养单位进行评价并建立信用档案。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分类监管、风险提示的依据，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市、县（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建立电梯安全监察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对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日常维护保养、销售、使用和检验检测违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以处理。

第七条 鼓励电梯使用单位、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等参加电梯安全责任保险，提高事故赔付能力。

鼓励有条件的场所采用远程监控等先进科技手段，提高电梯的安全管理水平，增强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能力。

公共交通领域电梯运营单位应引入视频监控装置对设备运行进行全过程监控；在客流高峰时段，应在关键位置安排专人进行值守，疏导客流，引导乘客安全乘梯。

第八条 有关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新闻媒体、学校和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开展电梯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倡导文明乘用电梯，增强社会公众安全意识。

第九条 电梯生产单位、使用单位和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加强电梯安全管理，建立并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第十条 公共交通领域输送乘客的电梯由制造单位或其委托、授权的单位进行安装调试和日常维护保养，电梯制造单位对电梯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维护保养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电梯生产单位应当依法取得许可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活动。

电梯安装、改造、维修、日常维护保养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需要安装电梯的，建设单位应当选购取得制造许可资格的单位制造的电梯，并由取得安装许可资格的单位进行安装。

第十三条 电梯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电梯制造许可证、产品质量合格证等证明文件，不得销售未取得制造许可资格的单位制造的电梯。

电梯销售者应当与建设单位或者电梯使用单位签订电梯销售合同，明确电梯的质量保证期限和服务内容。在质量保证期限内，对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电梯部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以及电气元器件和其它易损件等存在质量问题的，电梯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维修或者更换。

境外企业在本市销售境外制造的电梯，应当明确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代理商，并由代理商承担相关的质量及安全性能责任。

第十四条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安装、改造、重大维修情况，按规定告知施工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并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申请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过程的监督检验，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要求，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五条 新安装的住宅电梯，建设单位应配置和电梯数量对应的电梯门禁系统，提高电梯的安全管理水平，降低能耗。

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安装电梯门禁系统的住宅电梯，电梯使用单位应加装和电梯数量对应的电梯门禁系统，加装费用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不足的，由电梯所有权人筹集。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工程竣工并经监督检验合格后30日内，将安全技术资料移交建设单位或者电梯使用单位，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建设单位在向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时，应当同时移交安全技术资料。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对电梯未经注册登记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验收备案手续。

公安消防部门在实施消防验收或者竣工验收备案抽查时，应当对消防员电梯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抽查。

第十八条 电梯使用单位是本单位电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完善安全使用条件，确保电梯安全使用。

电梯使用单位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自行管理的电梯，电梯所有权人为电梯使用单位；

（二）电梯所有权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电梯使用单位；

（三）新安装电梯未移交所有权人的，项目建设单位为电梯使用单位；

（四）共有产权的电梯，所有权人应当通过书面协议明确电梯使用单位；

（五）出租含有电梯的场所，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出租方或承租方为电梯使用单位，未在合同中约定的，承租方为电梯使用单位；

（六）已交付的住宅电梯小区，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电梯的，且业主委员会尚未设立、已解散或者不履行职责的，住宅小区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社区）为电梯使用单位。

第十九条 电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所有权人在电梯使用前明确使用单位。

第二十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电梯使用登记手续。

电梯使用单位发生变更，原使用单位应当向新使用单位移交完整的安全技术档案、警示标志以及安全检验合格标志。新使用单位应当自电梯移交后15日内，到负责该电梯使用登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至少配备一名经过考核合格并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其中物业服务企业为电梯使用单位的，应至少为其管理的每个居民小区配备一名符合上述要求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

医院提供患者使用的电梯、直接用于旅游观光的速度大于2.5m/s的乘客电梯，以及采用司机操作的电梯，应当由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电梯司机操作。

第二十二条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进行电梯运行的日常巡视检查，记录电梯日常使用状况；

（二）妥善保管电梯钥匙及其安全提示牌；

（三）发现电梯运行事故隐患需要停止使用电梯的，应当作出停止使用的决定，并且立即报告电梯使用单位负责人；

（四）接到故障或者事故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

（五）实施对电梯安装、改造、维修和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的监督，对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签字确认。

第二十三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做好下列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作：

（一）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明显位置张贴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和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二）保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能够随时与电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值班人员实现有效联系；

（三）定期对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四）按照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

（五）对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的，及时通知日常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对可能危及乘客安全的，应当立即停止电梯的运行；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应当及时组织应急救援；

（七）协助做好电梯检验检测工作；

（八）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它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公共交通领域电梯每日开启时应进行试运转，并对设备安全状态进行检查确认；电梯运行时要进行定时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电梯停运后要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

第二十五条 公共交通领域电梯运营单位应监督电梯维保工作的开展，在至少每15日对电梯进行一次维护保养的基础上，根据电梯使用状况，要求维保单位增加维护保养频次。

第二十六条 电梯运行费用由电梯使用单位负责落实。电梯运行费用包括电梯的日常运行、维护保养以及检验检测等费用。

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电梯运行费用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按物业服务协议约定进行预收，合理、公开分摊，预收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电梯运行费用单独列帐，每月或每季按实公布电梯运行费用收支情况和交费票据，接受业主监督。

利用电梯的商业广告收入，应当用于电梯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

第二十七条 住宅电梯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改造、更新费用，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不足的，由电梯使用单位向电梯所有权人筹集。

电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等紧急情况，需要立即进行重大维修、改造或更新时，由电梯所有权人或电梯使用单位提出维修、改造或更新方案，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认后，按照规定申请列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第二十八条 电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梯使用单位应当通知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保养，并申请定期检验或者监督检验：

（一）发生自然灾害或者设备事故，影响电梯安全技术性能指标的；

（二）1年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接到电梯故障实名举报3次（含3次）以上，且经确认故障的存在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

（三）停用1年以上或者停用期超过下一次定期检验日期需要重新启用的。

第二十九条 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法修复或者无改造、维修价值的电梯，电梯产权所有者应当及时予以报废，并在报废后15日内向负责该电梯使用登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对报废电梯采取有效处置措施，防止报废电梯再次投入使用。

第三十条 电梯使用年限达到15年时，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委托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安全性能技术评估，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提出继续使用、维修、改造或者报废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 电梯移装前，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委托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安全性能技术鉴定。

已报废或者经鉴定不合格且通过改造、维修仍无法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电梯，不得移装。

第三十二条 乘客应当按照电梯使用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的要求乘坐电梯，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乘坐明示处于非正常状态的电梯；

（二）不得采用非安全手段开启电梯层门；

（三）不得拆除、破坏电梯的部件及其附属设施；

（四）不得乘坐超过额定载重量的电梯，运送货物时不得超载；

（五）不得有其它危及电梯安全运行或者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取得相应许可资格的单位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签订日常维护保养合同，并在签订合同后的15日内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电梯使用单位在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标志标明的有效期内变更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的，应当在日常维护保养合同生效之日起15日内，到负责该电梯使用登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四条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日常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在本市从事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活动的单位，应当在开展维护保养活动的所在地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相应数量的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日常维护保养人员，配置相应的仪器设备，并向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与电梯使用单位签订日常维护保养合同，并依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到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日常维护保养合同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一）日常维护保养项目、要求和执行标准；

（二）日常维护保养起止日期和时间频次；

（三）故障维修和应急救援抵达时间；

（四）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并做好下列工作：

（一）对日常维护保养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与培训；

（二）制定应急救援预案，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保证及时救援；市、县城区范围内抵达时间不超过30分钟，其它地区一般不超过1小时；

（三）张贴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标志，标明应急救援电话；

（四）建立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和安全技术档案；

（五）电梯定期检验前应当进行安全性能自行检查，出具自行检查报告，并配合电梯使用单位做好电梯定期检验的申请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它电梯维护保养工作。

第三十七条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发现电梯事故隐患或者故障时，应当及时予以消除；难以消除的，应当书面通知电梯使用单位暂停使用电梯，并配合电梯使用单位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停止使用。

第三十八条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发现电梯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

（一）使用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电梯的；

（二）使用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电梯的；

（三）违规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维修、改造或者其它危及电梯安全使用行为的。

接到报告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予以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在用电梯的定期检验周期为一年。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在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电梯检验检测费用。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对电梯定期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进行整改，并在整改期限内将整改结果书面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反馈。

第四十条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封存电梯，设置警示标志。

第四十一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取得法定资质后方可从事电梯检验检测工作，并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督管理。从事电梯安全检验工作的检验检测人员应当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检验检测资格，方可从事检验检测工作。

检验机构对检验合格的电梯应当及时出具检验报告，发放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第四十二条 检验机构在实施安全检验活动中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书面告知使用单位；发现严重事故隐患时，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电梯使用单位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使用，并立即报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第四十三条 电梯使用者、乘用人员发现电梯有下列问题的，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住房城乡建设、安监等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或者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投诉：

（一）电梯配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二）由于业主和物业服务单位的原因，导致电梯无法正常使用的；

（三）电梯保养单位未按规定要求进行维护保养的；

（四）电梯超过安全检验有效期限继续使用的；

（五）由于电梯安全原因导致乘用人员发生伤害事故的；

（六）其它有关电梯安全使用方面的问题。

第四十四条 受理申诉的部门应当对申诉进行登记，对提出的请求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予以处理。

第四十五条 1年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接到涉及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实名举报3次（含3次）以上，且经确认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向发证部门建议取消许可资格。

第四十六条 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应当制定电梯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发生电梯事故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组织排险抢救，保护事故现场，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向当地政府和安监、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接到电梯事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当地政府，赶赴现场，调查了解情况，督促电梯使用、维保等单位进行现场救援，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第四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负责及时协调化解电梯使用中的社会矛盾纠纷。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引导和扶持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建立区域电梯救援网络，实现快速专业救援。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成立义务应急救援组织，参与电梯应急救援工作。

第五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5日起实施。





















　　内容提要: 在我国，不少学者甚至法官都认为，“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可以上溯至罗马法的传统原则。实际上，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记录了保罗（Pau-lus）、拉贝奥（Labeo）、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帕比尼安（Papin-ianus）等古罗马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见解，其中以保罗最为苛刻。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尤其不适用于物的权属的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类型。


　　法律错误的问题横跨民刑两大领域。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返回途中，李某和张某分别驾车行驶时与诉外管某的车辆相撞，李某死亡。张某误以为自己对李某的死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遂与李某之妻王某（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事后，张某经咨询得知自己对李某的事故不需要负任何赔偿责任，于是拒绝履行补偿协议。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约。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请求，张某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王某间的补偿协议有效，且张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据此驳回了张某的上诉请求。[1]对此，主审胡建勇法官在案件评释中写道：“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2]
　　令人错愕的是，法官认为张某“咎由自取”的理由不是知法推定、私法秩序或动机错误，而是诉诸罗马法的传统。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居然影响到了千年之外的中国的民事判决，并赫然成为法官价值判断的形成因素！学界中，主张法律错误不予救济的学者不在少数。[3]同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救济法律错误的阵容也日渐壮大。[4]如胡吕银副教授就主张，“法律服务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即使存在所谓法律服务的普遍性，也难以避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法律错误。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德国学理的区分法，依对法律错误发生的不同情形，分两种方式处理之，”即将“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的错误”作为不可撤销的动机错误，而将“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的错误”作为可撤销的内容错误。[5]
　　无论学者对法律错误的态度如何，至少“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是源自罗马法的原则这一点几乎是定论，或者说是争论的理所当然的前提。[6]对此，从未有人抱有疑问，因为谁都未曾直观地展示过，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态。[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一、罗马法的“决疑论”特征和本文的方法
　　研究罗马法时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罗马法有明显的决疑论特征。决疑论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个案分析，即拒绝用一个抽象的规则统治变幻莫测的世界，构造上和英美法相近。正如古罗马法学家Javolenus所言，“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定义之后又不得不改废的不在少数。”（Javolenus, D. 50, 17, 202）因为情况稍有变动，法律概念或规则就不再适用。所以，罗马的法学家对概念形成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庞大的罗马法学著述中居然没有权利能力、物权、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等在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也不难理解创造出诉权actio、抗辩exceptio、禁令interdictum、原状恢复in integrumrestitutio等诸多救济方案的罗马法为何总也提炼不出“权利”的概念。[8]帝制时期，法学家基本都是政治家，被赋予解答权，但法学家针对个案的解答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真理，而只是一个经验，一旦发觉经验带来了不当的结果，就会重新加以思考。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
　　决疑论成就了作为“善良与衡平之术”的罗马法，却也给后世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法大全》编纂过程中所收录的法学家意见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准则，而只是针对某一个案的结论。决疑论哲学支配下的古罗马法学家或许只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而未必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意图。因此，不分析法学家做出论断时脑中考虑的究竟是怎样的案件，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该论断在罗马法中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宽。因此，仅仅是在《学说汇纂》中发现了诸如“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Paulus,D. 22, 6, 9 pro.）之类的只言片语也未必能够得出罗马法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救济法律错误的结论。就罗马法研究而言，明确法学家是针对怎样的案件做出该结论的，可能比仅仅指出法学家做出了什么结论更有意义。尽可能将各个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论断还原成具体的案例，再对案例进行背景分析和类型化，便是本文的研究方法。
　　二、古罗马法学家的诸见解—判断标准的问题
　　罗马法中，有关法律错误的记述主要收录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和《法典》第1卷第18章中。[9]
　　这里是《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关于错误的条文最集中的两处[10]前者由十条法学家意见组成，分别出自保罗（Paulus）、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泰伦提·克莱门斯（Terentius Clemens]、乌尔比安（Ulpianus）和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著述，而后者由13条谕令组成。[11]本文所探讨的“法律的无知有害”的法谚脱胎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保罗的意见，因此本文以《学说汇纂》为研究的重心，必要时引用《法典》的内容。
　　（一）保罗的意见
　　保罗曾就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撰写过专著，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句被浓缩为“法律的无知有害”（error iuris nocet）的法谚，对后世影响巨大。下面是该法谚在罗马法上的原型：
　　Paulus, D. 22, 6, 9：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这是一般性规定（regula）。至于该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首先必须提到，未满二十五岁的人不知道法律是可以被宽恕的。还有，鉴于性别上的缺陷，女性也是一样。另外，只要不是违法行为，他们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遭受不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未满二十五岁的人借钱给家子（父权支配下的儿子·笔者注），他将得到救济，如同他未曾借钱给该家子一样。
　　§1作为士兵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根据皇帝的谕令无需家父的同意也可以继承，他可以以对法律的无知为由延迟继承承认的期间。
　　引文显示，保罗的意见由原则和例外构成：原则是“法律的无知有害”，例外是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保罗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家长财产制的：罗马法中，服从于家父支配的家子没有财产上的能力，不能设定债务，也不能继承他人财产；但后来奥古斯都大帝（以下简称“奥帝”）例外地赋予身份为军人的家子以财产能力。[12]此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错误：一是，某人借钱给家子，违反了禁止向家子贷款的马凯多元老院决议（Ulpianus, D.14, 6, 3 pro.），根据决议家子无须返还债务，这对贷款人极其不利（D. 22，6，9 pro.）；二是，如果身为军人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有利于自己的谕令，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承认继承的期限（D. 22, 6, 9, § 1）。就第一种情况，保罗认为，贷款人未满25岁，可以例外地获得救济，因为年轻人对法律欠缺理解力；同样的理由也及于妇女。就第二种情况，保罗认为军人应得到救济。虽然从此处读不出理由，但在《法典》第6卷中优士丁尼大帝（以下简称“优帝”）亲自给出了解答：“比起研习法律，军人更应当精通武器”（Justinianus,C. 6, 30, 22 pro. ）。[13]问题是，例外是否仅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
　　Paulus, D. 22, 6, 9,§3：拉贝奥如是说，一个人若能咨询他人或者他自己就通晓法律，他便会知道对法律的无知不会有利于他，那么，对法律的无知有害的规定才适用于他，使他蒙受不利益。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quod raro accipiendum est）。
　　这一段颇有争议，尤其是最后一句。这里，保罗引用了拉贝奥的观点，而拉贝奥讲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判断标准：行为人是否有接触法律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自己不通晓法律，甚至没有咨询的可能性，那他对法律的错误应当被救济。可惜，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不过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第29卷给出了例解：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Ulpianus, D.29, 5, 3, § 22）。争议在于，保罗在大段引用拉贝奥的话之后却评价说：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这一句话从上下文看十分突兀，被认为有篡改的嫌疑。[14]如果删去这句，保罗引用拉贝奥的意图就明朗了，即“法律的无知有害”虽然是一般性的规定，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15]最后一句倘若不是篡改，例外的范围只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三者。至于法律错误为何原则上不救济，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评价上将法律错误等同于重过失的事实错误。这一点正是后来的“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法谚的理论基点（见下文四（一）部分）。所谓重过失，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Ulpianus, D. 50. 16. 213）。“严重的不注意相当于过失，重大的过失相当于故意”（Pau-lus, D. 50. 16. 226）。故意的错误（心中保留）当然无需救济，但重过失和故意之间能否轻易地划等号，实在值得推敲。
　　纵观整个《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不难发现，关于法律错误，“原则加例外”只是保罗的一家之言，各家各派都提出了独自的判断标准。下面依法条的排列顺序依次介绍。
　　（二）涅拉茨的意见
　　Neratius, D. 22, 6, 2：从任何方面看（in omni parte），法律的无知和事实的无知都不可同一而论。因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finitum ），而事实会骗过哪怕是最聪明的人。
　　涅拉茨也认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应予区分，理由是法律的“确定性”。但是，何为“确定性”？涅拉茨为什么认为法律有“确定性”？对此，罗马法学界颇有分歧。
　　Kunkel认为该条也来自于篡改，因为“in omni parte”的用法不自然。[16]对此Mayer-Maly反驳说，批准《学说汇纂》的《唐塔谕令》中明确写着：“神的事物如此完美无瑕，而人类的法律状态总是走向不确定，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Constitutio Tanta§18）由此可见，D. 22, 6, 2不可能是篡改的产物，因为《学说汇纂》的编者不会故意编造出一个和皇帝的谕令截然相反的条文。[17]依Mayer-Maly的见解，该条虽然不是篡改，但只是涅拉茨就时效取得（usucapio）的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欠缺普遍适用性。[18]与Mayer-Maly的出发点不同，Pringsheim从罗马法的实践性出发，认为“确定性”指的是法的封闭性，即数量上的有限性、绝对性、不向法解释开放，因为比起法解释罗马的法学家更重视事实的解释。[19] Norr认为“确定性”指有限性或终局性，原因是罗马法上习惯不是法源。[20]Greiner也认为“确定性”指数量有限、易于理解，并通过对涅拉茨意见的反对解释得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法律总是完备的。条文的作者恐怕是想说，如果法律一旦丧失了确定性，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也能得到救济。”[21]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就“确定性”的含义存在一个交集：法律在数量上的有限性。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涅拉茨相信法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Winkel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因素：涅拉茨所生活的时代恰逢尤里安编纂《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22]根据《永恒告示令》，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从于以往的告示精神，不得创设新的原则。可以说，法务官法成文化的立法活动正是涅拉茨相信法律“有限性”的历史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来到一个成文法爆炸、判例法盛行的时代，“法律有限性”的命题就大打折扣了。
　　（三）彭波尼和尤里安的意见
　　Pomponius, D. 22, 6, 3 pro：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jure suo），二者殊异。
　　彭波尼的这条意见极其难解，因为既没有阐明原因，也没有给出案例，似乎只是在抽象地强调：对自身权利状态的错误和对他人权利状态的错误有所不同。后来，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从中抽像出所谓“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解释说只有外部错误才可以获得救济，因为错误必须是可以证明的，而内部错误不满足这个条件。[23]然而，根据Voci的研究，这里彭波尼只是在重述尤里安在《学说汇纂》第35卷第1章中的意见而已。[24]如果找出尤里安的相关段落研读一下，就会发现注释法学派的解读非常荒谬。
　　第35卷第1章第21条至第26条是关于遗赠条件的错误，与本文密切相关，这里选取其中的两条加以分析：
　　Julianus, D. 35, 1, 21：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譬如“倘若那艘船从亚细亚回来”或者“倘若Titius （虚构人物·笔者注）当上了执政官”，这些条件即便已经成就，只要继承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些条件就会妨碍其取得遗产。但如果条件是关乎法律的，那么只要条件成就效力就会发生，此外无需其他任何东西。例如，某人误以为自己还处于父权的支配下，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家主了，此时误解也不妨碍他取得遗产。同理，被指定为继承一部分财产的人，即便不知道继承已经开始，也能够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这里，尤里安在就受赠人对遗赠条件的成就与否的错误和财产取得之间的关系陈述立场。众所周知，罗马法的古典时代前期，法学家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萨宾派和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尤里安和彭波尼属萨宾派，拉贝奥和涅拉茨属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和尤里安是萨宾派的领袖，而拉贝奥被称为普洛克鲁斯派之祖。[25]两派冲突之处甚多，本条所涉及的“遗赠的条件成就时，若受赠人不知继承已开始，他可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萨宾派认为当然可以取得，而普洛克鲁斯派则认为受赠人必须有接受赠与的承诺。[26]这里，尤里安论述显然是在前者（当然取得说）的基础上展开的。
　　受赠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在尤里安看来是一种错误。尤里安认为，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他人的事实关系，如“Titius是否当上了执政官”，那么他的财产权取得将受到妨碍；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其自身的法律关系，如“继承是否已经开始”，那么他将直接取得财产权。因为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会自动依法发生效果，无需“受赠人的认识”或“受赠人的承诺”等额外因素。比如，受赠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家主，无需家父的同意即可继承他人的财产，这不妨碍其取得财产。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当受赠人对条件的成就发生错误时，法律错误会带来利益，而事实错误反倒难以救济。当然，尤里安也没有说法律错误就一律应该保护。不妨再看下面一条：
　　Julianus, D. 35, 1, 22：丈夫以妻子不再婚或如果再婚就将财产交给Titius为条件，将财产遗赠给妻子。这种情况下，妻子即使再婚，也可以主张遗赠财产上的权利，而且财产的信托不会被强制执行。这是一个明确的规则。
　　这一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的遗赠的效果。罗马法上有一条铁则，叫“一旦是继承人，永远是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禁止遗赠人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如果附了解除条件，条件被抹除，变为无条件的遗赠。[27]因此，D. 35, 1, 22中的妻子即便再婚，也不必把财产交给Titius。但如果从遗赠人的角度看，他不知道法律禁止遗赠附解除条件，这显然是法律错误。如果法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遗赠无效，那就意味着救济法律错误，但如果法律只规定遗赠变成无条件的，则意味着不救济法律错误。
　　上述分析显示，尤里安的观点中，可救济和不可救济的法律错误兼有之。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效果会自动发生，行为人是否意识到条件成就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这一点区别于事实错误。此时，法律错误不会给行为人招致任何不利。但如果案件类型有所变化，结论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反转（D. 35, 1, 22 ）。这样解释才符合罗马法的决疑论特质，过度的抽象是徒劳的。
　　比照尤里安的意见，彭波尼的态度就明朗多了。彭波尼在说“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两者殊异”时，其重点并不在“他人”和“自己”上，只是针对“遗赠的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的案件，而且此时法律错误并不会给受赠人带来任何不利。后来的注释法学派将彭波尼的意见抽象为“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借此主张对“内部错误”不予以救济，不免有误读之嫌。
　　（四）帕比尼安的意见
　　Papinianus, D. 22, 6, 7：对法律的无知不会给想获利的人带来利益，但也不会给请求返还的人带来损害。
　　Papinianus, D. 22, 6, 8：事实错误无害，哪怕是男性，也无关乎损害或是得利；法律错误有害，哪怕是女性，只要是关乎得利的：总之，只要是关乎避免自身损害的，即便是法律错误也无害。
　　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帕比尼安也承认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确有不同，但法律错误可否救济须遵循以下标准：是想获利的人，还是想避免损害的人。逸失利益不予救济，实际损失则有可能。比起保罗的“原则加例外”，帕比尼安的标准更具冲击力。但不同于保罗的是，《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只摘录了帕比尼安的两条结论，而且未辅之以例解，这严重影响了后世对帕比尼安思想的解读。这里，笔者从第22卷第6章之外选取了帕比尼安关于法律错误的另外三条意见，以解明帕比尼安的意见针对的是怎样的案件。其中，Ulpianus, D. 16, 1, 6和Papinianus, D.16，1，7是不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Papinianus，D. 31，79是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
　　Ulpianus, D. 16, 1, 6：当保证人受一位母亲的委托为她不在家的儿子的财产管理人做保（intercessi）时，试问，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对保证人是否也有效？帕比尼安在《质疑录》第九卷说，保证人可以援用抗辩。考虑到他们作保是受母亲所托，即便是为财产管理人作保也没有差别。帕比尼安又补充说，如果保证的相对人不知道保证人的担保是受母亲的委托，那么保证人的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会遭遇抗辩的恶意反抗辩。
　　Papinianus, D. 16, 1, 7：因此，如果对方提出抗辩的恶意反抗辩，保证人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就会失效，即便是这样，保证人对母亲不能提出反抗辩。因为他不可能以对事实情况无所知为理由。但是，赋予保证人以对财产管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应不会有违公平，因为依据元老院决议委托无效，而财产管理人也因此不必付钱给保证人。
　　Papinianus, D. 31, 79：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基于男庇主的遗嘱本应主张土地上的权利的自由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长期以来和其他自由人通过收获土地的果实生活。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
　　先看不允许救济的法律错误。D. 16, 1, 6和D. 16, 1, 7讲述了同一个案件，该案起因于罗马法对女性的歧视（保护）。公元46年，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SC Velleianum）禁止女性为他人作保。[28]这样的背景下，D. 16, 1, 6中的母亲甚至无法为儿子的财产管理人作保，只得委托他人。倘若是普通的委托，受托人在完成委托事务后，对委托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actio mandati contraria）。但本案的委托人是妇女，如果受托人（保证人）在完成委托事务（担保债务）后仍然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费用偿还的话，这和母亲自己作保没有区别，违反了元老院决议的宗旨。根据决议，母亲对受托人（保证人）有一个抗辩权（exeptio SC Velleiani ）。结果，受托人（保证人）承担了债务，却无法请求费用偿还。帕比尼安认为，受托人（保证人）当然可以援引元老院决议作为抗辩，但债权人也会提出恶意反抗辩（replicatio doli）：受托人（保证人）既然明知委托人是女性，那为什么还要接受委托，缔结一个有瑕疵的保证？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抗辩的恶意反抗辩”。同样的反抗辩，受托人（保证人）却不能向母亲主张，因为他知道委托方是女性，却不知道如果女性有抗辩权：这不是事实错误，而是法律错误！这种情况下，受托人（保证人）得不到来自错误制度的救济，只能在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后向财产管理人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这里的受托人（保证人），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想获利的人”。对女性的费用偿还请求是法律所禁止的利益，主张对法律的错误不会使该利益起死回生。
　　接着看可以救济的法律错误。D.31, 79中，丈夫在临终时将土地留给妻子，但不希望妻子随意处置，而是希望她最终交给自己指定的解放自由民。问题是，丈夫的希望如何实现。上文中提到过，丈夫不能说“如果你不愿把土地交给自由人，那遗赠就无效”，因为遗赠不能附解除条件，所以丈夫只好寄希望于妻子的“信义”。这种将寄希望于受赠人的“信义”的非要式死因赠与行为，称为遗产信托（fideicommissum）。[29]共和制时期，罗马法始终坚持认为“希望”不能转化为受益人的“请求”，但自奥帝起，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Inst. 2, 23,1; 2,25 pro.）。在这样的背景下，D. 31, 79中的自由民根据特雷贝里元老院决议（SC Tre-bellianum）本来有权请求遗产，但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默默接受了女庇主的临终安排，导致权利失效（longi temporis praescriptio ; D. 23, 2, 57）。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依据法律，作为男庇主的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请求遗产，即便他不知道赋权规范的存在也不应因此遭受损害。
　　帕比尼安在D. 22, 6,7/8中所区分的“想获利的人的法律错误”和“请求返还的人的法律错误”，或可还原为“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D. 16, 1, 6/7）和“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D. 31, 79）。此时会发现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对法律错误的判断标准尽管措辞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就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就不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遗赠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的案件，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保证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女性作保的案件，两者都是“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是一致的！[30]综上，再结合帕比尼安在古罗马的特殊地位，可以说，相比于保罗的“原则例外说”，帕比尼安的见解才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立场。[31]
　　（五）小结
　　罗马法中，法律错误的救济条件比事实错误严格。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只有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是例外。但在保罗之外，拉贝奥、涅拉茨、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都曾对法律错误提出过独自的标准：拉贝奥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涅拉茨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原因在于法律的“确定性”；彭波尼和尤里安认为，行为人对自身权利状况的错误可以获得救济，例如，受遗赠人即便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也不影响遗产的取得；帕比尼安认为，法律错误只对“想获利的人”有害，而对“请求返还的人”无害，例如，依据法律，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受赠人请求遗产，但出于无知未能行使权利，此时受益人的权利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失效。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的观点虽然措辞不同，但在案件处理上是一致的，即“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予以救济，而“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综上，罗马法中，救济和不救济的法律错误兼而有之，救济的标准可谓学说林立。被后世认为是“法律的无知有害”原则生身之父的保罗恰恰是众法学家中给出最苛刻标准的人。不得不说，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
　　三、罗马法上法律错误的诸类型—适用范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