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卫生厅


江西省卫生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提高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全省境内的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使人致病的微生物。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是指科研、教学、医疗、疾病预防控制、保藏及其他机构设立的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本办法所称实验活动，是指实验室从事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

第三条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坚持“预防为主、依法管理、及时处置、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省卫生厅负责全省境内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内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实验室设立单位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卫生厅成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

第六条 领导小组由厅领导任组长，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管理、规划制定、协调指挥及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

第七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构，负责日常事务管理。其具体职责：

(一)负责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运输、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的审批受理或备案管理；

(二)负责组织实验人员生物安全培训，并组织有关部门对实验人员的资质、培训、考核、健康监测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组织有关人员对实验室设立单位的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四)定期汇总全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数量，掌握其设立、分布情况，为实验室的设立规划提供依据；

(五)协调有关部门对突发的生物安全事件进行处置；

(六)负责信息沟通与组织协调工作；

(七)其他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第八条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由病原学、免疫学、检验医学、流行病学、实验室管理等专业的专家组成，其职责：

(一)承担全省境内实验室的设立和运行的技术咨询、论证工作；

(二)协助有关部门对全省境内实验室的设立和运行进行生物安全评估；

(三)协助有关部门对全省境内生物安全事故的评估，并提出处置意见。

第三章 病原微生物管理

第九条 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将病原微生物分为四类，第一类与第二类统称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第十条 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应当具备下列的条件：

(一)具有与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所需要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相适应的设备；

(二)具有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工作人员；

(三)具有有效的防止病原微生物扩散和感染的措施；

(四)具有保证病原微生物样本质量的技术方法和手段。
采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的工作人员在采集过程中应当防止病原微生物扩散和感染，并对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作详细记录。

第十一条 运输高致病性、疑似高致病性和《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运输包装分类为A类的第三类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按《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规定进行申报、审批、运输。

第十二条 运输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储存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应当密封，容器或者包装材料应当符合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高（低）温、耐高压的要求；

(二)容器或者包装材料上贴上标签，标签上应有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名称、分离日期、编号或样本名称、采集日期、编号、生物危险标识、警告用语、提示用语等信息；

(三)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通过公共电（汽）车和城市铁路运输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

第十三条 菌（毒）种保存室所保存的菌（毒）种应符合国家规定保存菌（毒）种的范围，保存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菌（毒）种保存须具有良好的保存条件和严格的隔离措施，做好登记、编号管理等；

(二)做好菌（毒）种使用记录；

(三)菌（毒）种保存实行专人负责，双人双锁管理。

第十四条 国家指定的菌（毒）种保藏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保藏机构管理办法，承担集中储存实验室送交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并向实验室提供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的任务。

第十五条 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置，并将实验活动结果及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处理方法、处理结果做好记录。

第四章 实验室管理

第十六条 实验室实行分级管理。根据实验室对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并依照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将实验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管理按《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必须在建成后一月内至所在地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实验室备案登记。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及其实验室活动备案规定由省卫生厅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每年将备案情况汇总后报省卫生厅，实验室备案登记有效期为五年；期满后需要继续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重新申请备案；已备案的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软件或硬件系统发生较大变化时，应重新申请备案登记。

第十九条 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必须建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成立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明确其职责；加强对实验室日常活动的管理；根据各实验室的实验内容等实际情况编制相应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建立实验室标准操作程序(SOP),并定期评审和更新；制定科学、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保卫措施，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规定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定期对实验室设施、设备、材料等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以确保其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等国家标准。

第二十条 实验室或者实验室设立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保证其掌握实验室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并进行考核。工作人员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工作人员还须参加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生物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获得培训证书。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负责人为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进入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必须经实验室负责人批准；实验室从事实验活动应当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等有关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实验室负责人应当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二条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应当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当地公安机关备案，接受其有关实验室安全保卫工作的监督指导；应当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每年组织对其进行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必要时对其进行预防接种；并应当每半年将人员培训、考核和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向所在地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汇报，各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汇总后报省卫生厅。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应当建立实验档案，记录实验室使用情况和安全监督情况。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实验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20年。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应当依照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对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物进行处置，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第五章 实验活动管理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必须符合《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的规定，并与其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需要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按照《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需要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须在申报实验室备案登记的同时将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报所在地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且必须在备案的病原微生物名单和实验活动范围内开展实验活动，如需从事其它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应当另行申请备案。

第二十八条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应有2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只能同时从事一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第二十九条 需要对我国尚未发现或已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从事相关实验活动的，应当经卫生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相关实验活动。

第三十条 拟从事未列入《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的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应当先由单位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进行危害性评估，提出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级别，并报相关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或审批。如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应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

第六章 实验室感染控制

第三十一条 实验室设立单位、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建立处置意外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应当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报省卫生厅备案。

第三十二条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在实验活动、运输、储存中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应当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报告、处理。

第三十三条 三、四类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在实验活动、运输、保存过程中发生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应及时向实验室设立单位报告，情况严重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应按有关规定向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公安、环保等其他相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四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与本实验室从事的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时，实验室负责人应当向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报告，同时派专人陪同及时就诊；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将近期所接触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危险程度如实告知诊治医疗机构。接诊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救治；不具备相应救治条件的，应当依照规定将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转诊至具备相应传染病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传染病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接诊治疗，不得拒绝救治。

第三十五条 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接到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的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人员对该实验室生物安全状况等情况进行调查，同时采取控制措施，对有关人员进行医学观察或者隔离治疗，防止扩散。

第三十六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事故或者病原微生物泄漏事件的报告，或者发现实验室从事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的，应当立即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构依法采取下列预防、控制措施：

(一)封闭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实验室或者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

(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

(四)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五)进行现场消毒；

(六)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

第七章 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依法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认可、审批、备案情况，实验室设立单位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实验人员的资质与培训情况，病原微生物样本的采集、菌(毒)种或样本的运输和保藏情况，危险废弃物的处置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除负责上述监督检查工作外，还负责对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履行情况、相关规定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施行前设立的实验室，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键词: 纯粹经济损失 第三人 损害赔偿
内容提要: 纯粹经济损失作为一个横跨侵权法与契约法边界的概念，具有明显的独立性、无形性和不利益性。它不仅反映了对受害人经济利益的一种救济保护，在更多的情况下还要求加强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不同国家在纯粹经济损失是否赔付以及赔付范围的限制等问题上争议颇大，我国也只在特殊情况下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赔付。为弥补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制度漏洞，通过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与处理手段，对建立我国的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付制度进行探讨。


一、纯粹经济损失内涵解析
纯粹经济损失是近三十年来在侵权法领域频繁出现的名词，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其在英美法上被称为“pure economic loss”，在大陆法系主要代表德国法上被称为“reines Verm?genschaden ”，即“纯粹财产损害”。作为目前少有的以法律形式明确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国家，瑞典在其《赔偿法》第2 条中规定: “根据本法，纯粹金钱上损失是一种在任何方面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都没有关联的经济损失。”[1]该法条明确阐释了纯粹经济损失的特点，将其定义为一种不依附于人身、财产损害的独立损失。D． W．Robertson 教授认为，纯粹经济损失是指“并非通过对原告的人身和确定的财产造成的实质损害而产生的费用损失。”[2]
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无明确的“纯粹经济损失”一词，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才刚刚起步。台湾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纯粹经济损失是“受害人直接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而非因人身或物被侵害而发生。”[3]杨立新教授认为: “纯粹经济损失，是指并非通过对原告的人身和确定的财产造成的实质损害而产生的费用损失，即通过金钱予以救济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有形损害之外的一种财产损失。”[4]
通过对该概念立法和学理上的简单界定，可以明确，无论在何种模式下进行纯粹经济损失的定义，都必须体现出该种损失所具有的直接性、无形性、不利益性特征。因此，基于这些根本特征的考虑，我们可以将纯粹经济界定为被害人所遭受的直接的、与有形的人身、财产损害没有关联性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或金钱上的损失。
纯粹经济损失作为一种独立的不依附于人身或财产利益的损失，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间接经济损失在是否属于肯定受偿范围、是否与受损财产直接关联等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间接经济损失又称为消极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损失即未来财产的减损，例如利润损失、孳息损失等。间接经济损失在侵权法中通常被认为是由于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侵犯而导致的预期可得利益损失，该种损失目前已经被大多数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归入了可赔偿的范围，通常将其作为一种有形损失来看待。而纯粹经济损失在许多国家原则上是不能获赔，即使有特殊的例外情况存在，也通常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性标准。如瑞典、英国和德国等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态度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也通常对获赔主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了只有受害人本人才有权主张纯粹经济赔偿。此外，间接经济损失是受害人因直接经济损失后再次发生的损失，并与财产、人身权利损害等直接损失紧密相关。它的根本特征是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包括财物损害造成的间接损失和人身损害造成的间接损失，以及由于违约行为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另外，纯粹经济损失强调损失的“独立性”，即不依附于现实的人身或财物损害而独立发生的期待利益损害，属于一个独立的财产集合范畴。它还强调损失的“无形性”，即纯粹经济损失属于一种无形的财产损失，它是受害人或相关利益人因受到侵害而引起的财产总量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减少。
纯粹经济损失作为一种特殊的损失，并不能完全涵盖在我们目前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中。尽管民事侵权领域列举的损害行为种类繁多，如包含了经济财产利益的损害与非财产利益的损害、实际性损害与间接损害、预期履行利益损害与信赖利益的损害等，但由于纯粹经济损失所具有的独立性、无形性，使得我们尚不能将纯粹经济损失归入任何一种现有民事损害类型之中，因此它所体现出的某种利益损失在现有民事侵权损害救济体系下尚得不到直接和具体的保护。
纯粹经济损失并不仅仅是侵权法领域的问题，合同法中也存在纯粹经济损失，像合同法中的履行利益损失和信赖利益损失中的机会损失其实也属于纯粹经济损失[5]。因此，纯粹经济损失在救济赔偿手段上也并不统一。然而从欧美国家相关立法来看，大多将其置于侵权法中加以规定，救济方式也以侵权救济为主，这主要是由于发生纯粹经济损失的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原因所致。然而，纯粹经济损失又和合同有一定联系，有时这种联系还较为密切，如在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中即如是。故在德国法中，囿于侵权法保护对象的有限性，常通过对契约制度或准契约制度做扩张解释来解决此问题[6]。
二、纯粹经济损失与第三人
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如何对受侵害第三人( 即间接受害人) 的利益进行更好的保护。在一些侵权案件中，虽然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并未受到具体的直接损害，但是由于其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连接因素，如亲情、信赖利益等关联因素，第三人也可能遭受类似于直接受害人所受的伤害，其法益也会遭受一定的侵害。因此，从公平原则来考虑，第三人的关联经济利益也应得到具体的保护。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例如在第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除了受害人本人外，受害人的配偶也能因无法和对方生活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另外，由于“赔偿请求权以权利遭到侵害为前提”这一原则逐渐被淡化，这就意味着非绝对法意义上的法益侵害也能获得相应的赔偿，这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那些涉及雇主和业务伙伴因失去重要助手而受损害案件中纯粹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
虽然目前各国法律在划定纯粹经济损失请求权人的具体范围方面尚未取得统一，但出于对现实经济与社会需求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在法律利益高度依存的世界中，对一项利益的具体损害势必会同时给其他利益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正视纯粹经济损失中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已成为侵权救济开展的必要前提。而在不同种类的纯粹经济损失里，第三人损害发生场合不同，所受损害不同，其诉讼地位亦各不相同，其中与第三人利益保护密切相关的纯粹经济损失主要有:
( 1) 反射性利益损失。又称为关联经济损失，在本类纯粹经济损失中，直接受害人的财产或人身明显受到实际损害，而由于存在某种关联关系，这种损害会进而引发第三人权利的受损，也即利益第三人遭受纯粹经济损失。在该种损失中，利益第三人始终是作为经济损害的次级受害人独立存在的，它所遭受的利益损害是前一侵害行为反射的结果。
( 2) 转移损失。该种损失是由于人为因素的介入，本来应由必然承受人承担的损失被转移到偶然受害人身上[7]。也就是说，虽然利益第三人并不对受损物或财产、权利享有支配权、所有权等绝对权利，但是侵害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促使了第三人继受了损害后果。这种损失后果的转移通常发生于财产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租赁、买卖、保险协议或其他定期租赁合同。
( 3) 公共设施损害导致的损失。此种情形中的经济损失不存在具体的侵害人，各种关联行为互相作用共同导致了一种过失损害的发生，致使公共市场、高速公路、桥梁被关闭，或者公共海域受到污染，进而使得使用这些资源和设施的利益相关者遭受一系列的纯粹经济损失。该种损失中第三人利益受损的判定标准是: 虽然没有具体有形损害的发生，但是由于第三人与公共损害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确定的、可证实的因果关系，公共设施的关闭或公共环境的污染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一系列的涟漪效应，造成该类主体在经济上的连锁损失，因此这种形式的纯粹经济损失对利益第三人而言具有明显的可赔付性。
( 4) 对特定信息披露、服务的信赖所导致的损害。现实生活中，提供专业建议、信息、服务的主体通常都具有较强的注意义务。他们大都知晓与其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会信赖其提供的客户信息，若其因故意或过失提供了错误建议或虚假信息，虽然没有合同责任的约束，但对此产生信赖的第三人会明显遭受纯粹经济损失。目前，在我国现行法中已有明确的虚假陈述类型的纯粹经济损失规定，如《证券法》第 63 条即为典型。由于发布的信息并非专门为利益第三人所提供，发布者与其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也无侵权关系，因此利益第三人因非基于自身财产和人身损害而发生的损失亦明显属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范畴[8]。
三、欧美法中有关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付的一般性规则
总体来看，纯粹经济损失在欧美各国的立法、司法和学理的认识上有很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法系国家立场也会迥异。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国家多采取开放式的积极态度，通过大量案例认可了纯粹经济损失保护的必要性，大陆法系的法国立场也相对积极，而英国法与德国法立场较为保守，其学者还在激烈论争。
概括起来，欧美法律对于利益第三人的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责任排除规则的严格适用
责任排除规则作为早先处理纯粹经济损失之过失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了诉讼闸门理论、价值序列理论和可预见性理论等。它在限制侵权责任不合理泛化、避免侵权责任的过度扩张、保障社会自由、公正的层面上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该规则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诉讼泛滥，减低侵害人不可预见的责任，保护位阶较高的法益，严格控制各种利益相关的第三人提起有关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请求。
随着经济和法律的发展，责任排除规则在纯粹经济损失的绝对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例外，责任排除规则内容本身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大大限制了有关第三人利益保护的扩张，特别是排除了近因第三人的合理救济请求权。例如责任排除规则中的诉讼闸门理论由于没有基于比较法的考量，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很好地协调间接受害人实际损害与侵害人适度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利益受损第三人及其损失范围都具体确定的情形下，倘若仅仅因为诉讼数量和司法成本的巨大就排除确定第三人的法律救济，那么势必会明显违背公平原则，放任加害人的过错责任。因此，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第三人之纯粹经济损失的请求利益，各国均开始由绝对适用责任排除规则转变为有选择性的适用，并开始对该规则设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在极力保护受害人纯粹经济损失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对数目确定、范围明确、具有可证实性的第三人的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赔付。
( 二) 侵权法上开放式的扩展性利益保护
所谓开放式的纯粹经济损失保护方式，是指在各国(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 的法典中存在着这么一个单一性的条款，其并未完全排除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恰恰相反，它作为一个软性条款，试图努力通过其灵活适用来力争通过侵权法的调整解决纯粹经济损失赔付问题[7]。在这些主张放任式救济纯粹经济损失的国家中，一般都主张赔偿不仅仅限于对绝对性权利侵犯而导致的有形财产损失，对任何其他侵害法律利益的行为均应禁止。其他受侵犯利益，尤其是不特定第三人所遭受的损害利益，也应纳入保护的范畴当中。这一点尤其在法国以及意大利的侵权法中得到明确的体现。
法国法将受保护利益扩展至第三人的范围。由于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立法例，即合同法与侵权法之间互不重合，决定了其在处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上具有极大的方便性。只要利益第三人能提出具体的因果关系证明，即损失与损害之间具有充分性、近因性以及可预见性，而且损害行为触及了法益，就可以获得经济赔偿。意大利则通过“梅罗尼规则”来支撑对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救济。该规则将合同相对人利益进行了扩展，由于纯粹经济损失已不仅局限于绝对权力和合同相对性，那么对合同外的第三人利益损害进行赔付就成为了可能。
( 三) 侵权行为不法性在追究责任时的应用
英美法系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则，即根据原告遭受损害的性质( 故意或过失) 决定了被告是否存在避免导致纯粹经济损失的义务。这条规则同样也适用于针对第三人提起的纯粹经济损失请求，即通过判断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来判定被告的责任。然而由于第三人这一主体具有的不特定性，因此对于不法性的判断主要依靠注意义务来反映。为了保护第三人纯粹经济利益而不加任何限制的对侵害人实施惩罚是有违公平的，因为从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发生的原因来分析，其损失的发生在任何方面都不与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直接相关，而且损害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受损害主体的具体范围也是难以划定的。倘若在这种难以预见的情形下，一味地适用绝对责任原则将会使加害人承担过多、过重的不确定责任。因此，为避免无限的诉讼请求，侵权行为不法性原则在审理第三人请求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案件中的适用成为了必要。该原则要求将被告面对的责任风险进行相应的定量限制，即具有单一的原告或至少有确定数目的原告群体。并且，该原则还要求在现实条件下第三人利益在客观上确实可以事先被被告关切到。
( 四) 附保护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引入
在德国法中，无论是对受害人本人还是对利益第三人的纯粹经济损失救济请求，除明显违反注意义务规定的情形外，一般在侵权法上均得不到支持。为了应对诉讼闸门过度开启的问题，德国法将针对第三人损害的利益保护纳入合同法的范围内，加入了默示义务和缔约过失责任等合同注意义务，引入了附保护第三人契约。尤其是对过失不实表示案件，德国判例学说的这一创造创设了新的契约关系，认为因当事人之间的特殊信赖即可成立契约关系。例如，对遗嘱无效案件，实务创设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能使侵权行为法上不易得到保护的利益第三人获得救济[9]。这一做法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合同相对性对第三人进行救济的门槛，充分地保护了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不要求第三人与损害行为之间必须要有特定关系，即使有联系也不要求具体地特定化，因此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侵权法在处理纯粹经济损失问题中绝对权利构成要件的保护要求，更好地保护了第三人的纯粹经济损失利益。
四、关于建立我国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付制度的建议
( 一) 我国应建立对第三人损害的社会赔付机制，由管理部门或专门性公共机构对重大社会事件中产生的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
近几年，矿难、食品安全、学生在教学场所遇袭、严重自然灾害、交通重大拥堵事件频发。由于损害尤其是公共损害数额特别巨大，而被告的赔偿能力又有限，故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实质上是无法获赔的损害，为其设定具体的个体责任人显然不现实，在存在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由于第三人的间接性，由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远因性和无形性，使得被告大多情况下不可能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对第三人的纯粹经济损失有所预见，司法机关一般不支持第三人的权利主张，也不会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其结果往往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甚至会演变成危及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所以，国家必须建立合理的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机制，正确处理侵害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故，在重大社会事件中的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方面，管理部门或专门性公共机构必须承担起更主要的责任。该种责任不应仅仅规定为道义责任、或然责任，更应以立法明确为法律责任、必然责任，这也是侵权责任法在当代日益归附于公平归责的内在要求[10]。
( 二) 在判定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构成要件方面，除了要求具备主体、客体等基本要素外，还应注意考量注意义务、因果关系等因素在赔付判定中的积极应用
由于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的发生不与受害人的财产或者人身损害相联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让被告承担一切无论是可预见还是不可预见的责任显然不合理，其后果是极大加重被告之负担。注意义务作为侵害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符合公平利益原则，所以在对第三人进行赔付时应认真考虑这一判断近因的标准。因此，引入注意义务，坚持对于不可预见的被害人被告不负赔偿责任的原则似乎更显合理[11]。
同时，在第三人遭受纯粹经济损失的案件中，损害的范围往往会扩及到不确定的人、不确定的事和不确定的损失范围，因此是否与损害具有直接性便成为重要的因果关系证明。只有与损害行为具有独立性因果联系，即只有直接受到预期可得利益损害的第三人才有权主张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而且损失与损害行为之间因果联系的中介，已不再仅仅限于绝对权利被侵害，只要利益第三人能提出确实的因果关系证明，证明损失与损害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性、近因性、可预见性，即可判断为对法益造成直接侵害，第三人就当然可以获得赔偿。
( 三) 在对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进行保护的立法技术层面，应以侵权法一般条款调整为主，同时辅以附保护第三人利益契约
由于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在其基本构成要件，如侵害行为、主观过失、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等方面具备了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且其中的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通常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应首先考虑将其纳入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 2 款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已间接地反映出我国侵权法对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的利益保护。具体说来，我国在对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进行侵权法保护时应当着眼于这几个角度: 首先，将纯粹经济利益予以绝对权利化，即创设专门化、类型化的特定权利。其次，扩大权利的范畴，使之能及于物的使用。再次，在侵权法对纯经济损失提供救济的同时，应当对其保护的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制，如对违反善良风俗的纯经济损失不予保护，只有在纯粹经济损失是加害人在通常可以预见的情形下才可以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等。
另一方面，由于侵权法更多的是保护固有利益，因此在一定情形下，作为期待利益损失的纯粹经济损失很难被侵权行为法所完全囊括，单靠侵权法的救济尚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可以考虑如果当事人之间有特殊关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为人对被害人有保护( 注意) 义务时，可由法院认定有( 附保护第三人利益的) 契约关系，以契约法规范之。
( 四) 在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方面，要严格限定加害人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范围，选择类型化的重点保护领域
1． 第三人因专业服务过失所导致的损失赔偿。专业服务过失赔偿主要涉及诸如律师、公证人、审计师以及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因疏忽过错而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承担的相应责任[12]。出于合同相对性的考量，我国对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第三人因专家责任发生的损失不予赔偿，所以第三人的利益往往得不到维护。为了督促专业人员提供更好的专业服务，切实保护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侵权者设定一定的责任标准是必要的。专业意见或服务提供者，如果在提供意见或服务时已合理预见或应当合理预见到自己的意见或服务会对接受者以外第三人的经济利益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其未明示要求免责，那么他就应该承担由于自己过失产生的对第三人的责任。
2． 对第三人承受的转移性损失赔偿。在转移性损失中，第三人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法定义务人; 合同义务人; 公共损害赔偿义务人; 无义务人的补偿。在前三种情形下，实质上加害人和第三人构成了不真正连带债务。加害人作为终局责任人，第三人通常可以在对受害人提供给付后，向加害人追偿。而在无义务人的补偿情形下，由于第三人对加害人并无任何直接的请求权利，因此第三人的弥补行为不能导致受害人丧失对加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人只能行使代位请求权[13]。所以在这类纯粹经济损失中，只有通过法律、合同、公平价值等进行转移的第三人损失才能得到赔付。
3． 产品责任引起的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产品缺陷可能招致大量的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例如，产品因为瑕疵导致毁灭，致使产品使用者( 特别是利益第三人) 因为无法正常使用而发生修理费、毁损的损害。当前情形下，我国无论是侵权法还是合同法只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缺陷产品的损害，即排除了产品因不能正常工作而引起的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然而，在消费者权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拒绝给予消费者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提供保护是不公平的，也是与正义价值相背离的。当然，鉴于该种损害的范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有可能会超过生产者可预见的范围，所以必须制定严
格的限制性赔付标准，使生产者的过错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符合合适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