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罪名及司法解释评析

陈龙


【摘 要】交通肇事罪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极具社会危害性，但对于其罪名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存在颇多争议，正确地理解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解释，对于我们认定及打击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基本构成 情节加重构成 结果加重构成 立法原意

自2000年11月15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以来，关于该解释的争议不绝于耳，如何正确地理解刑法133条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维护法制统一，维护法制权威具有重大意义。
一、 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新刑法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罪状较为详细的表述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及其客体，仅凭此，还难以准确理解该罪，依据该条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其构成要件分为两个方面：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加重犯罪的构成要件。
（一）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表现在本条文的前段，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体现的基本犯罪构成如下：
1．客体，本罪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管理秩序及重大的公私财产安全，及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些与交通运输行为密切相关，统称为公共安全，此处无争议。
2．主体，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从立法本意来看，为从事机动车辆交通运输的人员，有学者认为,本罪主体可扩大至非机动车辆，如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畜力车等[1]，其理由是这些进入公共道路上的非机动车辆的周围同样是众多的行人和车辆，且相当多的交通事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非机动车辆有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罪的立法原意是对违反交通法规的机动车辆驾驶员予以惩戒，而不是凡是危及安全的车辆皆由本罪调整，像 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畜力车等其本身的危险性，一是远远小于机动车辆，二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仍可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加以评价。完全没有必要硬拉入交通肇事罪加以处理，此种理解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不足取。
3．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致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规范违反性，应是本罪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指保证公路、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而制订的各种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内河避撞条例》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刑法规定了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故有关铁路及航空的法规不会成为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应予注意。
（2）违规的行为还需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具体的标准在本罪的罪状中未予明确，司法解释中有详细说明，在此不予赘述，有关问题下文逐步展开讨论。
（3）行为的违规性与事故的重大性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点直接关联责任的承担，而责任的承担直接导致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直接相关因素，故在此有必要详加说明。2000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因果关系演绎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而此种认定与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又具有重大关系，故应慎之又慎。现实中即有多起交警部门在认定责任时玩忽职守，致使冤枉无辜，轻罪重判、重罪轻判者不胜枚举，故有必要在加强技术训练的同时，严肃法纪，力求交警部门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4）主观方面，虽然本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但主观上为过失是无任何意义的，否则立即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虽然对于违规本身是故意，但对结果的发生仍然是一种过失，目前已达成基本共识。
以上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凡是符合以上四点，毫无疑问，应定为交通肇事罪，但是引起较大争议的，乃是笔者下文将要论述的加重犯罪构成。
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罪构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段体现为情节加重构成，末段体现为结果加重构成，反映在条文中，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情节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符合本法规定的严重情节：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反映在司法解释上，即客观方面起点上要求降低，致一人重伤为前提条件；法定刑升格，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主体的要求提高，具体见司法解释第二条。
在此需注意的是逃逸行为之界定，司法解释中明确解释，逃逸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但构成逃逸，还需符合以下条件：（1）至少重伤一人以上，如未达到此项要求，则丧失犯罪化之前提；（2）还需具备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几项内容。关于特别恶劣情节，司法解释亦明确规定，但数额之问题，下文还将展开，此处不予赘述。
2．结果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又发生刑法规定的加重结果，即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法定刑为7——15年。在过失犯罪中，实属罕见，因而有学者认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否过高[2]，需要将此条文区别于其它条文的是对于伤者死亡结果的主观态度，如果说，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求是过失的话，则逃逸致人死亡，所涉及的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至少应为间接故意，即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因而有许多文章称，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定故意杀人罪[3]，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虽然说，逃逸致人死亡，此种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要看刑法有无特别规定，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但也无哪个人主张定故意杀人罪，诸如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此处分析其特殊性。
如前所述，如按情节加重构成，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以上，才进行结果加重评价，显然无法解决下面这种情况：即交通肇事导致受害人轻伤，如骨折，就不符合基本犯罪构成，但由于天寒地冻，肇事者逃逸致受害人死亡，对于肇事者之行为如何评价，有文章指出，应单列“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罪”解决此类问题[4]，笔者亦不同意此种观点，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一种结果加重构成要件，完全可以通过解释刑法条文解决此类问题，即逃逸致人死亡，将其基本构成要件在降低，即致人轻伤以上。此种观点肯定会招致诸多批判，但笔者强调先前行为之门槛，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即致人死亡，且其间不存在阻断因素，是由于肇事行为致死亡结果发生，此种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根本特征，用一个新罪名解决此类问题，实属多余。
二、 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2000年11月15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以来，有诸多学者对此解释中存在的优缺点展开讨论，有论者甚至质疑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的范围[5]，笔者认为，该项司法解释对于认定交通肇事罪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否则仅凭刑法第133条，是很难定罪的，该项司法解释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点：
1．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扩大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此项规定与第五条第二款及第七条的规定相互应。
2．将基本犯罪构成、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的客观方面解释的较为清楚，主要散见于第二、三、四和第五条。
3．将以积极作为方式带离被害人，隐藏或遗弃致使其死亡或残疾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4．将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乘车人作为肇事者的共犯纳入交通肇事罪。
5．以场所为区别其它诸如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6．给予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赔偿的数额，因地制宜，确立立案标准。
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之扩大对于打击犯罪有无帮助； 2.与非交通运输人员成立共犯是否合理；3.不能赔偿之数额标准是否有违公平原则；4.法定刑升格是否有利于打击犯罪。
（一）.主体之扩大对于打击犯罪有无帮助
对于此点，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提高了该罪的适用性[6]，其理由是：在科技、交通日益发展的今天，交通事故的危害性于日剧增，目前，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居世界第一位，每天死亡300多人[7]，应扩大主体加以打击，否定说认为，司法解释关于主体之扩大是否属于越权行为[8]，同时扩大的主体大多属于弱势群体，由他们来承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不利，很明显是不公平定的，也与法律的民主精神背离。笔者较为同意否定说，但理由与其并不一致，首先，犯罪率的高低与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密切相关，扩大犯罪主体自然提高了犯罪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更不能因为交通事故的数量增加，死亡的人数增多，就盲目扩大主体的范围，这是很荒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由很多种，而界定为犯罪加以惩戒，应该是最后的方式；再次，每一个肇事者虽然对于违规是故意的，但对于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持过失态度的，而非交通运输人员更难与交通肇事的危害性搭上关系，纵然一个人随意过马路，而致使汽车急转弯而致他人伤害或死亡，也不应定为交通肇事罪，大不了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非罪处理的。笔者不解，为什么要以另一种犯罪化去解决犯罪的问题呢？这是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故笔者认为，应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限于交通运输人员。
（二）与非交通运输人员成立共犯是否合理
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指出：“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该解释引起了广泛争议，有论者主张，交通肇事罪主观为过失，行为人与车辆所有人等构成过失共同犯罪，与刑法的基本理论不符[9]，持此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还有论者提出制订新的罪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来解决诸如此类争议[10]，这也充分说明在此问题上理解的差异性，仔细分析，该条解释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前提条件，“交通肇事后”，交通肇事是其他主体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之一，如不符合前文论述的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自然无需进一步分析；2.结果条件，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如被害人得到救助或者虽未得到救助，但未死亡，就不适用本解释；3.因果关系条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因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引起的，如缺乏原因条件，其他主体是无法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的。
以上几点是对该解释最基本的理解，针对否定共犯的论者所提出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指出“共犯”就是过失共同犯罪，而很多论者，先是对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长篇大论，后又对过失共同犯罪存在缺乏环境等条件进行剖析，然后指出本条解释存在的不足，这是极不科学的，张明揩教授曾经说过，法律不应该是被嘲弄的对象，而是被解释的对象，更是被信仰的对象。对于法律的解释，望文生义是大忌，仔细评析“共犯”一词，最后还是落脚于行为之上，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这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就本解释而言，逃逸行为本身系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主观明显为故意，对于受害者之死亡结果所持的态度应为间接故意[11]，所以就指使肇事人逃亡的人来说，主观上为故意，客观上为指使行为人逃逸。有人以本文前述主体之扩大有无益处得出结论否定笔者现在所陈述的观点，在此笔者想澄清的是二者并不矛盾，反而有机的统一。正如贪污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但仍然可以与其他主体构成共同犯罪。同理对于其他主体处罚作为共犯处理是合乎法律的“共犯”，在此处，立法者的原意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对解释的批评都将其认定为过失共同犯罪，反而在笔者看来，立法者绝无此意，此时肇事者与指使者的主观态度都是故意，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而不是过失更不构成所谓的共同过失犯罪，从立法及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该解释的涵义，认为“共犯”的称谓不妥是缺乏根据的，同时立法者设定的前提及因果关系条件完全限定了范围，是可以为司法操作带来便利的。
（三）“不能赔偿之数额”是否违反公平原则
司法解释第二条及第四条、第九条都涉及到数额问题，例如第二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以上”作为客观方面表现之一，有论者质疑有违公平[12]，认为，以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达到重大事故标准可以认定本罪，这无可非议，但以无能力赔偿的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正如87年8月21日两高作出司法解释规定，3－6万元作为入罪起点，现在数额与过去相比有较大提高，但以前的司法解释对于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仅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综合比较而言，2000年司法解释存在如下问题。
1．以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作为入罪标准，有违公平原则。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该条司法解释却影射了古代赎刑的影子，其对于公平正义观念及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同样肇事，却因个人经济实力的差距而出入罪，这就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也易于诱发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2．以过失造成财产损失作为一项入罪标准，导致罪犯的“再社会化”变得更加困难。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设定了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过失毁坏财物罪在同样的数额下是不够成犯罪的，而这样考虑，也无非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本身并不严重，尚无处罚的必要。对本章中该罪而言，同样是过失毁坏财物，因为肇事本身是过失，对重大财产的损失也持过失之态度，但钱与命毕竟不可相提并论，过失毁坏财物与过失杀人是无法比较的，所以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而言，对此类犯罪设定一个较高的入罪起点也是合理的。但“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就难以昭示公平，虽然立法者原意是出于对法益缺损之弥补，以财产的特性为出发点，以该解释促使人们积极的加以弥补，然而真正无法筹钱的人也许宁愿选择入罪服刑，但其悔改之心，可想而知，带着一种对社会的敌视，被改造，其“再社会化”亦困难重重了，这不得不引起反思。故笔者主张，应删去“无能力赔偿数额”之条款，方能平息争议，彰显公平。
（四）法定刑升格是否有利于打击犯罪
2000年司法解释相对于87年司法解释而言，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有论者认为此种规定有太多的功利色彩，致使罪责刑不相适应[13]，其认为其量刑相对于类似的过失犯罪而言，量刑偏重，起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逃逸致人死亡相比于基本犯罪中的犯罪构成而言，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加重，因为其对受害者的死亡，已经由开始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了，增加法定刑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此种变化。笔者虽然不主张定故意杀人罪，但其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又使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所以笔者认为，法定刑上的梯度还是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最起码在禁止模仿上体现其特殊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瑜粉红.交通肇事罪疑难问题探讨[J].南都学坛[J]（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一、前言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系德国法及瑞士法之用语（Ehestorung durch Dritte），[1]指第三人与夫或妻之一方有通奸、同居或其它不正当行为，致破坏或妨碍夫妻基于配偶身份所生之关系而言。德国更有学者细分为内部干扰及外部干扰，前者是指由不当行为之一方配偶造成之婚姻干扰，后者则指由第三人所为之婚姻干扰。[2]
　　依据台湾民法规定，[3]夫妻结婚后，基于其婚姻关系，发生财产上之权利义务及身份上之权利义务。夫妻相互间之财产上权利义务，除家庭生活费用之分担（第1003条之1）及扶养义务（第1116条之1）外，主要为夫妻财产制。关于夫妻财产制，台湾民法设有法定财产制（第1017条至第1030条之4）及约定财产制（第1031条至1041条[共同财产制]、第1044条及第1046条[分别财产制]）。夫妻相互间之身份权利义务，则为夫妻结婚后之姓氏（第1000条）、同居义务（第1001条）、[4]夫妻之住所（第1002条）、日常家务代理权（第1003条）及继承（第1138条、第1144条）。此外，学者一致认为，基于一夫一妻制之本质，及民法第1052条第1项第2款规定通奸构成离婚之法定事由，应认为夫妻因结婚而互负忠贞（贞操）之义务，[5]亦即夫妻不得与他人有婚姻外之性行为或其它足以破坏夫妻关系之不正当交往。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147号解释亦指明，夫纳妾者，违背夫妻互负之贞操义务。
　　第三人侵害他人之配偶关系，最常见之情形为该第三人与夫妻之一方有通奸[6]或同居之行为，亦即破坏夫妻相互间之忠贞义务或同居义务。就此情形，在各国比较法上最有争议之问题有二：（1）与第三人为通奸行为之一方配偶（夫或妻）应否对他方配偶（妻或夫）负侵权责任？该第三人是否亦应对他方配偶负侵权责任？（2）如第三人及与该第三人为通奸行为之一方配偶应负侵权责任，则被害之他方配偶得主张何种内容之侵权责任；尤其有问题者为，他方配偶（妻或夫）得否主张其因一方配偶（夫或妻）通奸受有精神痛苦，而请求该一方配偶及第三人负金钱赔偿之侵权责任？
　　就上述问题，本文先略述德国法及瑞士法关于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状况，其次简介台湾侵权行为法与干扰婚姻关系有关之基本规定，最后再详细说明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在台湾法院之裁判发展。
　　二、德国法及瑞士法
　　在德国，第三人干扰他人之婚姻关系者，被害之配偶仅得基于婚姻生活之空间范围（raumlich-gegenstandlichen Ehebereich）遭受不法侵害，而对加害之配偶及与加害配偶共同为加害行为之第三人，主张其权利。例如，夫将其外遇之女友带回家中者，妻得请求法院制止之。[7]妻之前述制止请求权，并非来自于德国民法第823条规定之侵权行为法所提供之损害赔偿等救济手段，而系本于德国民法第1004条规定之不作为请求权。[8]
　　依据德国法院裁判及学者通说，在侵权行为法上，第三人干扰他人之婚姻关系时，被害之配偶得主张其婚姻关系应受尊重之权利而被不法侵害，请求因此所生之财产上损害。因此，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有婚姻外性行为或其它不正当之交往时，他方配偶为追查而支出必要之征信费用，得请求该第三人赔偿之。一方配偶如与第三人因性行为而怀胎生下子女者，他方配偶为该子女支出之扶养费用，或他方配偶提起否认婚生子女之诉而支出费用时，得本于德国民法第1067条第3项规定请求该第三人赔偿之；[9]至于该子女之生育费用，则得依不当得利规定请求第三人返还之。[10]然而，前述各项费用，不得向有婚姻外性行为之一方加害配偶请求之。[11]详言之，除非该一方配偶有德国民法第826条所规定之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方法加损害于他方配偶之情形，例如该一方配偶向他方配偶谎称该子女来自他方配偶之血缘，否则他方配偶不得向该一方配偶主张侵权责任而请求损害赔偿。[12]
　　特别引人注意者，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贯认为，婚姻关系被第三人干扰时，被害之配偶纵然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仍然不得向加害之配偶及该第三人请求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13]
　　在瑞士，第三人侵害他人之配偶关系者，构成对被害配偶人格之侵害，被害之配偶得依瑞士民法第28条规定请求法院救济。[14]该条规定：人格被不法侵害者，得对任何参与该侵害之人，请求法院救济。瑞士最高法院曾经判决，妻之前男友一再主张其为夫妻所生女儿之亲生父亲者，夫妻得请求法院禁止该男友继续为此项主张，并得以该男友之行为侵害夫妻之人格为理由，请求其赔偿慰抚金。[15]
　　三、台湾法
　　（一）与干扰婚姻关系有关之侵权责任基本规定
　　1999年4月21日修正，2000年5月5日施行之台湾民法债编，于第 184条至第198条设有侵权行为之规定，其与侵害他人配偶关系有关之条文为民法第184条、第185条及第195条。
　　民法第184条规定：“（第1项）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第2项）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16]
　　民法第185条规定：“（第1项）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者，亦同。（第2项）造意人及帮助人，视为共同行为人。”
　　民法第195条规定：“（第1项）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它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第2项）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以金额赔偿之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第3项）前二项规定，于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子、女或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准用之。”[17]
　　第184条规定，系仿效德国民法第823条规定，将侵权行为分为三种类型：[18]（1）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2）故意背于善良风俗方法加损害于他人；（3）违背保护他人法律。依通说见解，[19]民法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保护之客体为“权利”；同条项后段规定保护之客体主要为“权利以外之法益”，但亦可包含“权利”在内；本条第2项规定保护之客体，则为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所欲保护之“权利”或“权利以外之利益”。因此，凡“权利”受侵害者，如其侵害不具阻却违法事由，且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时，被害人即得请求赔偿；但“权利以外之法益”受侵害者，须该侵害行为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或其侵害在客观评价上违背善良风俗且行为人主观意思上为故意，被害人始得请求赔偿。最高法院亦一再强调：“按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定有明文。本项规定前后两段为相异之侵权行为类型。关于保护之法益，前段为权利，后段为一般法益。关于主观责任，前者以故意过失为已足，后者则限制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两者要件有别，请求权基础相异，诉讼标的自属不同。”[20]
　　第185条规定，系规范多数人之不法行为如何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对被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195条第1项规定，在1999年4月21日前之内容，基本上仿效德国民法2002年8月1日修正前之第847条第1项，明定“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为“特别人格权”[21]，该四项特别人格权之任何一种遭不法侵害者，被害人如受有非财产上损害（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得请求赔偿义务人以金钱赔偿之（慰抚金）。1999年4月21日修正债编条文时，在本条第1项增加“信用、隐私、贞操”被不法侵害时，及“其它人格法益”被不法侵害且情节重大时，被害人亦得就其因而发生之非财产上损害，请求相当金额之金钱赔偿；另又在本条第3项新增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子女或配偶关系而生之身份法益且情节重大时，亦应就被害人因此所受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相当之金额。
　　（二）最高法院判例及决议
　　1.侵权责任之构成
　　如前所述，第三人侵害他人之配偶关系，最常见之情形为：第三人与夫妻之一方有通奸之行为。在台湾，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通奸时，发生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部分，通奸之配偶及相奸之第三人，分别构成通奸罪及相奸罪，得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9条）。通奸罪及相奸罪，为告诉乃论，被害之配偶得选择对通奸之配偶及相奸之第三人一并告诉，亦得仅对通奸之配偶提起告诉，或仅对相奸之第三人提起告诉。但他方配偶就一方配偶之通奸，有事前纵容或事后宥恕之情事者，不得告诉。告诉期间为自被害配偶知悉通奸之事实起六个月（刑法第245条、刑事诉讼法第237条）。被害配偶对通奸之配偶及相奸第三人提起告诉后，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撤回对其二人之告诉，亦得仅撤回对通奸配偶之告诉，而保留对相奸之第三人之告诉，但不得仅撤回对相奸之第三人之告诉而保留对通奸之配偶之告诉（刑事诉讼法第238条及第239条）。
　　民事责任部分，一方配偶与第三人通奸时，他方配偶得依民法第1052条第1项第2款规定请求法院判决离婚，[22]并得依民法第1056条规定，请求赔偿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23]此外，依据最高法院历年判例与决议，[24]该一方配偶及第三人亦应各自及共同对他方配偶负侵权责任。换言之，他方配偶得仅请求通奸之一方配偶负侵权责任，或仅请求相奸之第三人负侵权责任，亦得请求通奸之一方配偶与相奸之第三人负共同侵权责任。参见以下判例及决议。
　　（1）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278号判例
　　最高法院首先于 1952年3月28日41年度台上字第278号判决中表示：“按夫对于妻在现行法上并无何种权利可言，他人与其妻通奸，除应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夫之权利，惟依社会一般观念，如该他人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故意，苟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损害。”嗣后，该判决经选为判例，[25]并以上述判决内容为基础，而作成下述判例要旨：“民法亲属编施行前之所谓夫权，已为现行法所不采，故与有夫之妇通奸者，除应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之故意，苟其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
　　（2）最高法院41年度民庭庭长会议决议（二）
　　1952年4月14日，最高法院举行民事庭庭长会议，并决议：“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仅系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所谓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甲因此与其妻离婚，如受有损害，自得请求乙赔偿。”
　　（3）最高法院44年度民、刑庭总会会议决议（一）
　　1955年6月7日，最高法院召开民庭及刑庭庭长、推事总会，讨论民二庭下述提案：查本院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民庭庭长会议决议录载“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同年台上字第二七八号判例载“与有夫之妇通奸者……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故意，苟其夫虽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两者均载在判例要旨续编，究竟夫之名誉，得否认为受有非财产上之损害，现有正、反两种意见，究应如何办理？请公决。
　　针对民二庭上开提案，本次民、刑庭总会会议作成决议：“查本院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民庭庭长会议决议录载‘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同年台上字第二七八号判例载‘与有夫之妇通奸者……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故意，苟其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两者均载在判例要旨续编，该决议案与判例并无抵触，妻与人通奸，并无损害夫之名誉权。”
　　（4）最高法院55年度第2次民、刑庭总会会议决议（四）
　　1966年3月28日最高法院民二庭提出下列议案：“甲与乙之妻通奸，究系侵害夫之何种权利，乙能否请求精神慰藉金，本院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二七八号判例，于此情形，认夫对于所受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但仅说明系适用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而未及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本院五十四年台上字第二八八三号判决，认人之家室有不受侵害之自由，明知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虽不构成侵害夫之亲属权或名誉权，但是否侵害其自由权，非无审究余地，应如何解决？请公决。”决议：仍维持本院以往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民庭庭长会议议决案。
　　（5）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
　　最高法院于1966年8月11日作成55年度台上字第2053号判决，其基本事实为：夫与一名女子同居，业经刑事法院判处夫及该子女妨害家庭罪刑确定在案，妻主张夫及该女子均以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妻，起诉请求法院判命夫及该女子连带赔偿其精神上所受之损害新台币二万元。
　　第二审法院驳回妻之请求，理由为：“配偶之另一方虽可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规定请求财产上或非财产之损害，惟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十八条规定，须法律上有特别规定者，始得请求，配偶与人通奸，既非侵害民法第十九条之姓名权，亦非第一百九十四条及第一百九十五条之生命身体及健康权，又非侵害名誉权及自由权，其它亦无相当之规定，指明得请求精神慰藉金，况上诉人与郑雄世现尚有夫妻关系，其请求难谓有理。”
　　最高法院废弃前述第二审法院判决，废弃理由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前段规定，以权利之侵害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故有谓非侵害既存法律体系所明认之权利，不构成侵权行为。惟同法条后段规定，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他人者，亦同。则侵权行为系指违法以及不当加损害于他人之行为而言，至于侵害系何权利，要非所问。而所谓违法以及不当，不仅限于侵害法律明定之权利，即违反保护个人法益之法规，或广泛悖反规律社会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通奸之足以破坏夫妻间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许，此从公序良俗之观点可得断言，不问所侵害系何权利，对于配偶之他方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婚姻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为其目的，配偶应互相协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诚实，系为确保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条件，故应解为配偶因婚姻契约而互负诚实之义务，配偶之一方行为不诚实，破坏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者，即为违反因婚姻契约之义务而侵害他方之权利。”
　　嗣后，本判决前述判决理由经选为判例要旨。
　　2.侵权责任之内容
　　（1）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台湾法院实务上，很少出现被害之妻或夫请求通奸之夫或妻及相奸之第三人赔偿财产上之损害。但理论上，既然认为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通奸构成对他方配偶之侵权责任，则他方配偶如因一方配偶之通奸而受有财产上损害，当然亦得请求该一方配偶及相奸之第三人赔偿之。此之所谓财产上损害，典型者为他方配偶为追查及搜集一方配偶之通奸而支出之征信费用。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97号裁定，妻与他人通奸，原审判决夫得请求妻与该他人连带赔偿之精神慰藉金新台币（下同）四十万元，但认为夫为追查妻与他人之通奸而支付之征信社费用六十万元非属必要费用，不应准许而驳回之。夫虽提起第三审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夫之上诉仅泛言原判决违法，难认对该判决之如何违背法令已有具体之指摘，其上诉为不合法，乃裁定驳回。
　　由于本件最高法院系以夫之上诉不合法而裁定驳回，故不得依据本裁定而主张最高法院本件裁定业已认定夫或妻为追查其妻或夫与他人通奸而支出之征信费用，一概不得向为通奸行为之妻及第三人请求赔偿。
　　（2）非财产上损害（精神痛苦）之金钱赔偿（慰抚金）
　　在台湾，夫或妻与第三人通奸或有其它不正当交往时，被害之妻或夫最常请求者，系精神痛苦之金钱赔偿（慰抚金）。此项请求，依据最高法院前揭判例、决议及其它裁判，应予准许。而且被害之妻或夫得仅请求为通奸行为之夫或妻赔偿之，或仅请求相奸之第三人赔偿之，亦得请求为通奸行为之夫或妻及相奸之第三人连带赔偿之。
　　至于被害之妻或夫得请求之慰抚金金额，应如何判断系属合理，依据最高法院裁判，应于每个具体个案中考虑下列因素：原告与被告之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经济能力以及原告精神上所受损害程度。参见以下所例示之最高法院判决。
　　94年度台上字第1915号判决：“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之妻，于两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子，自属侵害被上诉人基于婚姻关系所享有之夫妻身份法益，且情节重大。…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负赔偿精神慰抚金之责任，核与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三项规定相符……经斟酌两造之身份、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智识经验、上诉人加害程度及被上诉人所受精神上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状，认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给付精神慰抚金以五十万元为允当。”
　　88年度台上字第1549号判决：“审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乙结婚四年余，育有二子，年纪尚幼，乙不思珍惜家庭生活，不以家庭整体幸福为重，反与知情之甲通奸，造成家庭破碎，上诉人遭此打击，精神因而深受痛苦；乙系协和工商毕业，于连兴公司上班，甲系台北商专毕业，均无不动产，上诉人则黎明工专毕业，现任打字工作，亦无不动产；乙于八十四年及八十五年最近二年之年所得约五十万元及上诉人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状，认上诉人关于慰抚金之请求，于一百万元之范围为适当。”
　　88年度台上字第868号判决：“查被上诉人（夫）系高中肄业，为齿模技术员，月人四、五万元，扶养二名小孩及母亲，有十六坪土地；上诉人（相奸之第三人）系高中毕业，任职公司管理员。原审斟酌两造之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经济能力以及被上诉人精神上所受损害程度，认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赔偿其非财产上损害以八十万元为相当。”
　　87年度台上字第2902号判决：“上诉人获有博士学位，为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副教授，年所得一百五十万六千五百零四元，有在职证明书、各类所得扣缴暨免扣缴凭单、八十四年度综合所得税税额证明书各一纸复印件为证；被上诉人经商，年所得在一百五十万元至两百万元之间，其在台北县永和市拥有一约三十坪之房屋，财力良好等情。因而审酌上诉人之身份地位及被上诉人之财力暨双方资力与加害程度，认上诉人因通奸被害部分，被上诉人应赔偿新台币六十万元为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