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程序为本位：论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重塑
——以当代中国的法治现实为视角
余 澳

内容提要：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对于两者的关系，学者们往往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予以论证而没有将其与我国的法治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当前中国法治现实、程序本位主义、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折衷论缺陷的考察分析，提出在我国当前法治缺乏正当程序的现状下，与其强调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折衷论，不如强调以程序为本位，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

关键词：实体法、诉讼法、程序法、程序、正当程序、法治

一切都是程序，21世纪是程序世纪。这也许是因为这一法律与之保护的实体权利交错在一起，与权利概念的力量以及实际享有权利日渐上升的要求交错在一起。
——［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

一、问题的引出
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备受关注的事物往往存在诸多争议。因此，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人们为此而展开了长久的争论。在此问题的争论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观点：即程序工具论、程序本位论和折衷论。 三种观点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价值立场。现今，极端的程序工具论观点已遭到逐渐的摒弃，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本位论观点正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折衷论的观点则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认同。
但是，在考察了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论争史后，笔者发现，长期以来，多数学者仅仅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去分析二者的关系，而忽视了将二者的关系置于特定的背景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观点的采纳与流行都离不开一个社会所特有的背景因素，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如果一种理论与其背后的社会实际状况脱节，那么其必然成为空洞的、灰色的理论，从而丧失理论的任何指导意义。虽然，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定位问题是两大法系国家的一个普遍性话题，但是，笔者以为由于不同的法系或不同的国家都有各自特殊的国情，而这些特殊的国情又将影响到各个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价值选择，所以我们无法用一种统一的观点来对此问题作出定论。因此，笔者以为在法律（诉讼）尚未实现全球统一标准的今天，对此问题的探讨应以各自国家的实际背景为出发点，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的许多法律问题而言。而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法治建设，因而许多理论和制度的构建都必须以此为背景，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同样，在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辩明上，我们也应当以中国的法治现实为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观点。
因而，在下文中，笔者将对中国的法治现实进行一番考察，然后再以此为背景对程序本位论和折衷论两种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在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上的程序本位论观点对于当下中国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当代中国法治现实之不足——正当程序的缺失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中国的法治之路是对历史和现实反思后所作出的必然抉择。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下，中国法文化传统缺乏“法治”的因子，而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因此是没有法治的。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下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就应力主“治人”高于“治法”。所以，国家治理的好坏，就只能寄希望于“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了。正如孔子所言，“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虽然当时的法家提出过“治法”高于“治人”，但这种“治法”实际上是以严刑酷罚为特征，以专制为依托的“刑治”。所以，这种“刑治”更加强化了“治人”。 而儒家思想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则意味着权力的绝对化和权利的缺失。因此，伴随而来的是封建专制者权力的无限扩张，权力意思浸透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力本位、国家本位便成了社会的主导。与此相对应，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民众则受到了强烈的权力束缚，人民只得忍受恣意权力的行使所带来的不公与凄然。这种状况延续了数千年，虽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所以仍然未能逃脱人治的困境。但是，我们在对此予以强烈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应辨证的看到，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用后世人的眼光来看，虽然它有着诸多的弊端，但它却是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法传统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相适应的。
当历史步入新中国后，在经历了血与痛的教训后，我们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作为诸多改革环节中的最为重要的一环——法治也开始燎原起来了。法治原则蕴涵的正义、民主、秩序、自由等理念由点到面的武装着我们的社会。综观20多年来的法治建设，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立法不断完善，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司法权威进一步巩固，法治建设的初期效果是明显的、值得肯定的。但新生事物总是那么的稚嫩，稚嫩表现为一种不成熟，因而也就必然伴随着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从总体上讲，我国当前法治现实的缺陷仍然主要的体现在以下两方面：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缺失。
1、权力的恣意。
“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中国长期的权力本位观念，以及现实中对权力的拥有所带来的多方面好处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渴求。当权力变为了一种现实之后，由于观念与制度的影响，权力往往开始脱离本来的契约目的，而变得滥用起来，成为人民利益的背反。正如先哲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顽固不易的一条经验。”权力的恣意，其结果意义是严峻的。因为，一方面它助长了腐败的气焰，而腐败又犹如加速器一般催促着权力的滥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则破坏了社会的现实秩序，权力的恣意行使必然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而且是以多方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权力的存在本来就有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如果权力成了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之公平、正义目的又何从实现。中国当前的权力恣意现象更多的体现在握有权力的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执法不公、司法的反程序性等权力恣意的硝烟充斥着社会的许多方面。正如学者们指出的，由于在诉讼传统上我国曾长期是典型的超职权主义模式，而超职权主义的关键特征就在于整个诉讼体现着强烈的权力支配方式，并由此而引发了许多权力恣意行使现象。
刑事诉讼是权力运作最为明显的一种诉讼。因而考察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便会发现权力的恣意行使现象在我国十分突出，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权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 ，因而在安全价值观的左右下，我国的侦查权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行政权性质下的合目的性和干预性，即为了达到追究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目的，侦查权的行使有着很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甚至出现与基本程序要求和人权保护相背反的情况。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侦查程序的特点是一种“侦查任意主义”倾向， 而“侦查任意主义”主要是指强制侦查不须司法审查，而由侦查机关直接决定并实施。例如,在我国最为典型的是强制措施的采用和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方面，其并不要求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院的审查（虽然逮捕的决定由检察机关批准，但这只是一种“准司法审查”，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而这就极易就导致权力的行使缺乏制约，使得权力极易滥用。此外，逮捕的意义在我国更多的体现在逮捕之后的羁押和审讯上，逮捕明为一种强制措施实为一种发现与收集证据的“良策”，因而为了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侦查机关不惜超期羁押和采取刑讯逼供，权力的恣意行使在这一阶段就体现的更为明显。
总之，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权力恣意行使现象是明显和普遍的，对权力的认识和运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理想化状态，因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尚需完善。否则，“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削弱者。”
2、权利的缺失。
是首重权利还是首重义务，是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区别。 法治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以权利为本位。因为，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人治往往强调权力本位，而权力是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的，国家的权力强加于人民便成了人民的义务。在权力本位或者说在义务本位之下，与权力的恣意行使相对的便是个人权利的任意限制或剥夺，个人权利毫无保障且只能永远匍匐于国家权力之下。在法治社会下，我们提出了一方面要对权力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则要对权利加以尊重和保障。权力本位逐渐被权利本位所取代。
司法是法治的核心，因而在司法中的权利保护便成了法治下的权利保护的重点。自我国法治以降，政府和司法部门在人民权利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加入，都欢快的体现了权利保护理念。对权利的尊重和对权利的保护开始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和重视。
但问题仍然是突出的，体现在刑事诉讼，权利的缺失仍显得较为典型。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体现在其中的便是对无罪推定原则和沉默权的肯定。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就显得较为突出。刑讯逼供不仅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背反，而且极大的侵害了被追究者的人权。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也就否定了沉默权的存在并且为刑讯逼供找到了“合理”借口。此外，我国的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过迟也相当的影响了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中权利缺失的现象仍是突出的。刑事诉讼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权利保护的发展史，“权利保障的价值不断地得到提升是刑事诉讼的一种世界性趋势”。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说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点是确立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话，那么下一次修改的重点则更加关注如何加强对权利的保护。
总之，我国法治现实中的权力恣意与权利缺失问题，虽然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局限所致，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正当程序的缺失。正当程序（due process）本为英美法系国家所特有的一项法律理念，它强调国家在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财产等权利时，必须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国家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随着正当程序概念的不断扩大，“正当程序”已突破了“正当司法程序”同义词的含义，形成了“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两个不同的概念。程序性的正当程序的核心意思是权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得到审理，为了他们可能享有该项权利，他们必须得到通知。合理的通知、得到审理的机会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进行辩护都包含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中。实质性的正当程序是指“那种可能被概括性地定义为宪法性保证的东西，即任何人不得被专横地剥夺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本质在于防止专横和不合理的行为。” 蕴涵于“正当程序”中的理念则是通过合理的程序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而我们当前法治下的权力的恣意和权利的缺失这一最大的矛盾其根源也在于正当程序的缺失。

三、以程序为本位——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重塑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我国当前法治现实中的权力恣意和权利缺失现象的一个相当重要原因就在于正当程序的缺失。那么正当程序与诉讼法又有怎样的一种联系，它对于我国法治现实中的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定位又有怎样的影响呢？笔者将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诉讼法是定纷止争的关于“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 的法律，是一部由纠纷的解决原理、机制和规则构成的法律部门。从表面看，诉讼法仅仅是一系列程序性规范，它的运用是为了纠纷的解决，但从更深层次讲，诉讼法其实是一个国家诉讼理念的展开。诉讼的理念是国家法治观念的体现。因而，诉讼的过程就成了一场大检阅，它将法律至上、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制完备和司法公正等法治观念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诉讼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说法治着眼于宏观与整体，对整个社会起着导向作用的话，那么，诉讼这一具体场所的行为则是对法治的最为真实的反映和检验。
现代社会进一步地呈现多元化趋势，多元化必然伴随着人们选择的多元性，而程序是对这种多元性选择的保障。正如一句习语所言“在现今社会，不按规矩办事是要出错的。”这里的规矩就体现为一种程序。因为多元化的社会肯定铸就了多元化的利益，面对多元化的利益为行为就必须得遵循一定的程序，否则必然伤害多方利益。而现代诉讼法的核心就在于“正当程序”理念的确立，诉讼法是对正当程序理念最为直接的折射。现代诉讼法要求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和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这一理念正是当前中国法治现实中最为缺乏的，正是这一理念的缺乏造成了我国法治中权力的恣意和权利的缺失。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笔者强调，在我国当今法治现实下，与其强调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折衷论，不如凸显程序本位论。
第一，从理论的角度讲，程序的内在属性使得程序有独立于实体的自身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优位于实体价值。
程序本位主义与程序工具主义的论争，其核心是对程序法是否存在不依附于实体法的自身独立价值的赞同与反对。其实，诉讼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证明了程序具有其独立的不依附于实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程序内在价值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史。” 程序本位主义通过诉讼制度的发展史突出的强调了蕴涵于程序之中的独立价值，即程序的公正性价值。公正乃法律的首要价值。法律上的公正，主要的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工具论者往往只看到了公正价值中的实体公正价值，而忽视了程序公正价值。其实，程序公正不仅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还对实体公正的实现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根据最低限度标准，程序的公正价值要求程序的进行必须遵循一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主要包括：①程序参与原则；②中立原则；③程序对等原则；④程序理性原则；⑤程序自治原则；⑥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 这些最低限度标准为程序公正价值提供了相对于实体公正价值更为具体的参照。同时，体现在程序公正价值中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为解决纠纷和纠纷解决过程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可接受性提供了可靠保障，这是实体法在价值功能上所不能包容的。正如英国名谚所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即是对程序正义的要求。正义的实现，既包括结果正义的实现也包括过程正义的实现，结果的公正并不意味着过程的公正。程序正义要求不能为了结果公正的实现而牺牲过程公正，通过非公正的过程来实现结果公正其实仍然为非公正。因而，程序法有着独立于实体法的自身的独立价值。
在辩明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后，我们并不能立刻得出程序优先的结论。因为，程序法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实体法同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不能因为程序法为自己赢得了独立价值的尊严而立刻认为自己应超越实体法，从而得出以程序为本位。因而，在笔者看来，两者独立价值的比较分析成了结论得出的关键。那么程序公正价值与实体公正价值究竟谁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呢？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事物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愈发多元，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的选择也愈发多元，因而人们对同一事物总是存在不同的看法和选择。社会的多元，事物的复杂，造成了实体公正的相对不确定性，人们很难在离开合理过程的情况下就公正达成一致的意见，即使达成也难免会因过程的非合理化而拒绝接受所谓的公正结果。但是，程序公正价值所体现出来的最低限度标准却铸就了程序的确定性和形式化，这样就为公正意见的达成提供了一个有序的讨论时空，将纷繁复杂的案件纳入了合理的轨道，从而为实体公正的实现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保证。同时，这种透明、公正的程序不仅有助于贯彻正当程序理念中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护，也容易让诉讼当事人在心里上接受诉讼的结果，哪怕是相对不公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因而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的价值是首位的，程序公正的价值与功用决定了我们应当以程序为本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渊源及功能上作一番简单的比较以此映证我们的观点。“历史上，在成为两大法系的根源的罗马法和英国法中，私法实体法和重要规则几乎全部是从诉讼中孕育而生的”。 因而“诉讼法乃实体法之母”。 此外，诉讼法还有生成、创制和矫正实体法的功能。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通过诉讼而生成了实体法上尚不存在的实体性权利——日照权的案例。
第二，着眼于当今中国的法治现实，笔者认为折衷论实在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对折衷论的赞同，仍然显示出诉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依附性，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突出蕴涵于程序法之中的正当程序理念对于当今中国法治的现实意义。折衷论试图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将实体公正价值与程序公正价值相提并论。在笔者看来，折衷论的缺陷就在于没有看到程序本位价值或者说程序公正价值已经在现今社会超越了实体公正价值对社会的现实需要（笔者在前文已对此做了一定的分析），尤其是当下中国的需要，因而它是一种相对滞后的理论。理论是站在实践前沿的，落后的理论又怎样为实践服务呢？两者的平衡，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只能造成“程序附属于实体”。因为，平衡的东西往往强调两者兼顾，当二者不能兼顾时就得对其进行取舍，而取舍时的抉择才更能反映出两者关系的孰优孰劣。在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安全价值观的影响下，由于倡导“客观真实性”，往往会为了实体法目的的实现而牺牲程序。“……诉讼活动是否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这本身并不重要……” 因而，广大的司法工作者对公正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对实体公正的关注上，或者说他们对程序公正的理解仍然仅仅停留在一个较为浅显的层面，这样非但不能兼顾二者的平衡，反而会因为正当程序理念的缺失导致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往往舍“程序”而求“实体”，从而造成权力的扩张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所以，折衷论的平衡观在现今中国仍然只会造成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依附。强调程序本位论并不是“过犹不及”与“矫枉过正”，它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通过一种似乎较为激进的理论观点（偏激的东西往往更能引起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来唤醒民众对诉讼法的理解，对程序的关注，从而确立正当程序观念，以此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只要中国仍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变革模式、同时又希望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秩序正义问题就具有特殊和紧迫的意义。”
1、以程序为本位更能抑制权力的恣意行使。
在国家主导模式下的改革与法治建设，最容易出现权力的恣意行使现象。权力滥用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不按程序办事。以程序为本位，突出的强调了程序对于权力的制约意义。而“正当程序”观念则正是我国当前法治现实下权力滥用的良好矫正剂。首先，它有助于纠正传统的权力本位观。观念的改变是较为根本的措施。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一定观念的体现，观念支撑着制度的构建，影响着制度的演变。“正当程序”理念所蕴涵的权力制约原则、权利保护原则、中立性原则等都有助于纠正我国当前法治现实中的对权力、诉讼、程序的一些错误看法。只有观念上的根本转变，才会真正为制度的确立和施行带来强大的广泛意义上的支撑。其次，以程序为本位，可以为立法、执法和司法设置第一道权力制约的关键防线，以增强其过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执法和司法是以公正为首要的价值目标。现代公正理念既包括实体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而我国当前的执法和司法更多的倾向于对实体公正的单一最求，所以为了达到实体公正这一单一目标，而不惜权力的恣意行使。程序本位理念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强调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要保障程序的公正，抑制权力的恣意行使，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同时，现代心理学也表明，司法程序的公证性、透明性更容易使当事人双方对裁判者权力的信任和对诉讼结果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认可，这尤其包括败诉一方而言。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司法是对一切腐败的制约，我们不能因司法腐败而使法治窒息。因此，我们更应关注司法过程中的程序正当性。而以程序为本位更有助于纠正在长期的超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权力恣意行使行为。
2、以程序为本位有助于加强对权利的保护。
权利本位是当今法治社会的明显特征，权利保护被置于了突出的地位。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是对权利保护的忽视。强调程序的首位性，更有助于纠正这种长期的错误观点。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天赋人权的思想普照着人类大地，它要求人民对权利的享有是天赋的，任何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不得剥夺他人享有的权利。现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在规定国家权力的同时，也成了公民权利保护的大宪章。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诞生，则为人类提供了普遍的人权保护准则，人权的保护上升到了公理性高度。而我国的权利保护，尤其是司法现实中的权利保护是明显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许多程序理念的缺失和在现实中的具体落实。因而，以程序为本位就有助于用“正当程序”的理念改善现今司法过程中的权利缺失现状。因为，司法过程中的程序，一方面要求权力的合法行使，诸如：强制措施、逮捕的司法审查、刑讯逼供的禁止、控审的分离、审判的中立等，这些都是通过对权力的制约进而加强权利保护的外在的最为重要的第一道过滤；另一方面，正当的程序还要求当事者享有对程序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辩护权的及时获得，同时还享有不得强迫认罪、不受非法审讯等等诸项权利。从而为权利的保护设置了第二道防线。



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　二　条　　税种范围
　　一、　本协定特别适用现行税种是：
　　（一）　在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政府征收的所得税。
　　（以下简称“加拿大税收”）
　　（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１、　个人所得税；
　　２、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３、　外国企业所得税；
　　４、　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　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第一款所列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有关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　三　条　　一般定义
　　一、　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　“加拿大”一语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加拿大领土，包括根据国际法和加拿大法律，加拿大可以行使权力的有关海底、底土和其自然自源的加拿大领海以外的任何区域；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语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中国税法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管辖权和实施中国税法的所有领海以外的区域，包括海底和底土；
　　（三）　“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加拿大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　“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加拿大税收或者中国税收；
　　（五）　“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它团体；
　　（六）　“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以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　“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　“国民”一语是指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所有个人和按照该缔约国现行法律取得其地位的所有法人、合伙企业和团体；
　　（九）　“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经营的船舶或飞机；
　　（十）　“主管当局”一语，在加拿大方面是指国家税务部长或其授权的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　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关于本协定适用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　四　条　　居　　民
　　一、　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或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　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确定如下：
　　（一）　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缔约国的居民；
　　（二）　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无法确定，或者如果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三）　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的缔约国的居民；
　　（四）　如果其同时是缔约国双方国民，或者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相互协商解决。
　　三、　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相互协商设法解决，并确定对这个人适用本协定的方式。

　　第　五　条　　常设机构
　　一、　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　“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　管理场所；
　　（二）　分支机构；
　　（三）　办事处；
　　（四）　工厂；
　　（五）　作业场所；
　　（六）　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　“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具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该工地、工程或活动，仅以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　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其它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四、　虽有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　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　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　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　专为第（一）项至第（五）项所述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常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行使这种权力代表企业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的活动限于第四款所提及的活动，按照该款规定这些活动即使通过该固定营业场所进行，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为常设机构。
　　六、　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如果这些人按常规进行其本身业务，不应认为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　六　条　　不动产所得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　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行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　第一款和第三款的圭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　七　条　　营业利润
　　一、　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已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　从属于第三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　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缔约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者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因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者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佣金，以及借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所获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　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以与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　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　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　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　八　条　　船运和空运
　　一、　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　虽有第一款和第七条的规定，仅在缔约国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主要经营旅客或货物运输取得的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征税。
　　三、　本条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　九　条　　联属企业
　　当：
　　（一）　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　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第　十　条　　股　　息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
　　（一）　如果该受益所有人是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百分之十选举权股份的公司，不应超过该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二）　在其它情况下，不应超过该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五。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　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其它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进行该项分配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税法，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权利的所得。
　　四、　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　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第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六、　虽有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在加拿大设有常设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公司，按照加拿大法律的规定，仍应缴纳非加拿大公司的附加税。但是，该附加税的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在本款中，“收益”一语是指属于在加拿大的常设机构扣除当年和前几年以下款项后的利润：
　　（一）　属于该常设机构在当年和前几年的营业亏损（包括转让构成该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财产所造成的亏损）；
　　（二）　除本款所述附加税外，该项利润在加拿大缴纳的所有税收；
　　（三）　在加拿大再投资的利润，但该项扣除额应按有关在加拿大的财产投资计算扣除的现行加拿大法律规定，和以后对这些规定的修改确定，该修改不应影响其基本原则。
　　七、　第六款所述的附加税，应仅在该公司或该公司经营同样或类似业务的有关的人的累计收益额超过五十万加元（＄５００，０００）的情况下征收。

　　第　十　一　条　　利　　息
　　一、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收。
　　二、　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　虽有第而款的规定，发生在缔约国一方的利息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当该利息是支付给：
　　（一）　在加拿大政府；
　　１、　加拿大政府；
　　２、　加拿大银行；
　　３、　因直接或间接贷款或担保贷款的加拿大出口开发公司；
　　４、　加拿大政府拥有并为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所一致承认的金融机构；
　　（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２、　中国人民银行；
　　３、　因直接或间接贷款或担保贷款的中国银行或者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ＣＩＴＩＣ）；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并为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所一致承认的金融机构。
　　四、　本条“利息”一语包括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及其溢价和奖金。
　　五、　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适用第七条或者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　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利息，上述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　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人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　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　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　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　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四、　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述财产以外的任何财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　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　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　“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　十　五　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　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的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受雇取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　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　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受雇取得的报酬，应仅有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担任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高级管理职务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　十　七　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　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该项所得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的官方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免予征税。

　　第十八条　政府服务
　　一、　（一）　缔约国一方、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二）　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　是该缔约国国民；或者
　　２、　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的服务取得的报酬。

　　第十九条　　学　　生
　　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取得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不应征税。

　　第二十条　　其它所得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各项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作规定，而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二十条　　双重征税的消除
　　一、　在加拿大方面，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　从属于加拿大关于在加拿大领土以外缴纳的税额在加拿大应征税款中扣除的现行法律规定和其后对这些规定所作的修改（修改不应影响其基本原则），并且除非加拿大法律提供更大的扣除或优惠，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润、所得或收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缴纳的税款，应从对这些利润、所得或收益缴纳的加拿大税收中扣除。
　　（二）　从属于加拿大关于确定外国附属公司盈余豁免的现行法律规定和其后对这些规定所作的修改（修该不应影响其基本原则），为计算加拿大税收的目的，居住在加拿大的公司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时，允许扣除其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附属公司盈余豁免中取得的任何股息。为此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的中加合营企业的加拿大参加者，就其在该合营企业权益而言，应视为具有外国附属公司。
　　二、　第一款第（一）项中，加拿大居民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缴纳的税收，应视为包括任何年度可能缴纳的，但按照以下中国法律规定在该年度或其中任何时期给予免税、减税的中国税收数额：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三条；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和第五条；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暂行规定的第一部分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二部分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三部分的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
　　上述规定应在本协定签字之日有效，并自协定签字之日起未作修改，或仅在较次要方面作些修改，但不影响其总的性质。
　　（四）　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同意的，实质相似的，以后可能制定的减免税规定，如果其在以后未作修改，或仅在较次要方面修改，但不影响其总的性质。
　　（五）　在执行本款规定时，中国税收数额应视为：
　　１．在股息方面：
　　（１）　如果股息收款人是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百分之十选举权股份的受益所有人，百分之十；
　　（２）　在其它情况下，百分之五十；
　　２．　在利息方面，百分之十；
　　３．　在特许权使用费方面，百分之十五。
　　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从加拿大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加拿大缴纳的税额，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相应中国税收数额。
　　（二）　从加拿大取得的所得是加拿大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其所得在加拿大缴纳的税收。
　　四、　在本条中，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利润、所得或收益，按照本协定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的，应认为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

　　第二十二条　　无差别待遇
　　一、　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款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国的个人。
　　二、　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根据本国政策或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在税收上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税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　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更多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第三国一个或更多居民拥有或控制的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第二十三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　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书面提交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提交给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此项申请应说明要求修改征税的依据。
　　二、　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
　　三、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文题进行协商。
　　四、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　二　十　四　条　　情报交换
　　一、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欺诈或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所交换的情报应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人员或当局包括与其有关的裁决上诉的法院。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　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　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　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　提供泄漏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蜜、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的情报。

　　第二十五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不应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六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外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后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应适用于：
　　（一）　本协定生效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支付或归于非居民的源泉扣缴的税款；
　　（二）　本协定生效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的其它税收。

　　第二十七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之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国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停止适用于：
　　（一）　终止通知发出后次年的历年一月一日或以后支付或归于非居民的源泉扣缴的税款；
　　（二）　终止通知发出后次年的历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的其它税收。
　　下列代表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　　表　　　　　　　　　　　　　代　　表
　　　　　　　　赵　紫　阳　　　　　　　　　　　布赖恩·马尔罗尼

　　　　　　　　　　　　　　　　　议　定　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时，下列代表同意以下补充规定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　关于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人”一语，在加拿大方面还包括遗产、信托和合伙企业。

二、　关于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法文“societe”一语，同样是指加拿大法律中的公司“corporation”一词。

三、　关于第六条第一款，该规定也适用于转让该款所述财产的利润。

四、　本协定的规定不应认为以任何方式限制缔约国一方根据该缔约国法律或者缔约国双方政府间的协定，已经给予或经后可能给予的任何税收优惠。
　　下列代表经授权，已在本协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　　表　　　　　　　　　　　　代　　表
　　　　　　　　　赵　紫　阳　　　　　　　　　布赖恩·马尔罗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