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深入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意见
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
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深入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意见
教社政〔2004〕7号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精神，按照《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扎实做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创造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良好治安秩序和文明的育人环境，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和公安部决定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普遍深入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并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1．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师生为宗旨，紧密结合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认真研究校园安全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教育与管理、治理与建设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务求实效，切实维护学校师生正常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保证师生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文明、健康的育人环境。
2．创建活动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开展，建立安全文明校园的有效工作机制，改善学校及周边治安状况，进一步健全校内安全防范机制，有效防止重大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减少违法犯罪案件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努力实现师生公民道德、职业道德、文明修养和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内容健康、格调高雅、丰富多彩为基本要求的校园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良好的校园秩序和优美的校园环境为主要标志的校园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使学校育人环境进一步改善。
二、创建活动主要内容
3．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和组织机构，制定创建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并层层落实责任制。形成党委总揽全局、统一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形成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4．制定和完善校园安全文明建设管理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门卫登记、验证制度、规范日常管理；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预警预案体系，落实应急反应机制；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严格的信息上报机制；制定要害部位管理制度、危爆物品管理制度等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制度；严格落实24小时治安巡逻和巡查制度，巡查日志和记录详实、清楚，各类文件、档案资料齐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校园安全文明建设工作责任追究机制。
5．加大投入，增强物质装备，基本构建起现代化的安全技术防范体系。高校建立并不断完善以校园110指挥中心为枢纽，集人防、物防和技防于一体的校园治安防控体系，中小学抓好校园报警点的建设。校园及周边各类安全基础设施完备，标识清楚醒目。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队伍。
6．积极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师生安全感明显增强。在维护政治稳定方面，及时掌握上报境内外敌对势力、非法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法轮功”分子等在校园内的渗透破坏活动；维护师生切身利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和对哲学社会科学论坛、讲坛的管理。在维护治安安全稳定方面，无杀人、抢劫、强奸、纵火、爆炸和系列入室盗窃等重大、特大刑事案件，无集体中毒、校舍倒塌、火灾等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校园内部无违规或违法设置的网吧和录像厅、歌舞厅、电子游戏室等娱乐场所，无违章建筑、不洁饮食摊点和其他非法商业摊点；校内交通规划合理、标识完备，运送师生的交通工具安全可靠；校内防火、防震设施齐全有效；校园教学、生活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治安秩序良好，师生员工对校园治安的满意度高。
7．努力创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师生文明程度提高。积极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宣传教育，师生员工对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有较高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中小学校要针对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点，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诚信教育和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活动，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环境，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综合素质；深化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加强中小学生法制教育，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高等学校要结合学校传统和校训精神，利用多种手段进行宣传，建立良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观念，遵纪守法形成风尚；开展安全教育周活动，增强学生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注重学生的心理调节和教育，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出现自杀、出走等事件明显减少；开展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师生员工道德素质，增强学生社会公德和文明素质。
8．学校周围治安秩序良好，侵害师生人身权利的刑事治安案件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控制；严格执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规定，坚决清理整顿和取缔校园及周边地区非法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厅、录像厅、歌舞厅、音像书刊点和各类流动摊点，校园周边无违规违法经营现象；加强学校及周边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强校园流动人口管理；校园周边尤其校门出入口交通秩序良好。
9．各级各类学校可参照本创建内容和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制定和完善创建标准或指标体系。
三、组织领导与协调配合
10．各地综治、教育、公安等部门要将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作为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任务，会同学校认真调查和摸排师生安全和校园文明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具体措施解决问题，为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提供有效指导和切实保障。要主动向本地党委、政府报告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积极取得支持和领导。
11．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要认真做好创建活动的组织、实施、检查、指导和考核、评比工作；要加强工作协调，定期沟通情况，研究问题，密切协作，加强配合，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推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12．各级各类学校是创建活动主体，要针对师生的不同特点，组织师生参与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要形成学校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学校要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及时主动地反映存在的问题，积极争取支持和配合。
四、工作原则及要求
13．各地及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工作的重要性，把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当成一项确保学校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建设工作来抓，把严重影响师生安全的问题和影响育人的不文明问题作为创建工作的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近期整改措施和长期工作规划。
14．各地及各级各类学校在创建工作中要坚持“预防为主，整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掌握本地学校和周边治安方面出现的新的情况，大力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提高预防、发现、控制和处置能力，努力消除学校及周边各种不安全隐患。
15．各地及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学校内部管理，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严格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要在进行治安秩序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建立整治和管理并重的长效工作机制。
五、检查验收和评比表彰
16．中央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进行指导以及开展考核评比工作。各地考核采取百分制形式，综合评定达到或超过90分的学校，可推荐报中央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备案，经审核授予“全国安全文明校园”称号并发牌。校园里一年内若发生杀人、抢劫、强奸、纵火、爆炸和系列入室盗窃等重大、特大刑事案件和集体中毒、校舍倒塌、火灾等重大治安灾害事故的，一律取消评选资格。
17．各级各类学校对照创建标准进行自查，认为已经达到标准的，通过所在地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申请验收，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后向中央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中央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查并本着“合格一个、命名一个”的原则进行命名发牌。对已命名的学校出现不合格情况的，将取消其“全国安全文明校园”称号。
18．被评为“全国安全文明校园”的学校，综治、教育、公安等部门要对治安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给予必要的奖励，并大力宣传推广在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中创造的成功经验，动员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对因领导不重视、责任不到位、防范措施不落实，导致本地区学校及周边发生重大案(事)件或造成治安秩序混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论纪律程序中法律定性的变更问题
何志远
澳门大学中葡翻译学士、中文法学士、葡文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澳门公共行政体系内所有公务员及服务人员均受纪律制度约束，换句话说，公务员及服务人员必须对本身作出之违纪行为向上级负纪律责任；而违纪行为是指作出违反一般或特别义务的过错事实，上级针对下级的过错事实而提起的程序称为纪律程序，目的是对下级的违纪行为作出追究，故纪律程序是一种管理公务员行为的手段。在纪律程序中，自控诉书作出一刻起，违纪事实及应作出的处分便确定下来，嫌疑人此际便可针对违纪事实及处分作出有效的反驳；然而，在作出最后决定(decisão final)时，命令展开纪律程序的实体可否在未通知嫌疑人的情况下，以控诉书所载事实为基础而随意更改拟科处的处分？倘可以更改，是否必须遵循辩论原则？这就是本文拟讨论的问题。
二、纪律程序的法律性质
从职能性质角度来看，大致上可将澳门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公务员〔1〕分为文职人员及军事化人员，他们分别受不同的纪律制度约束，经十二月二十一日第87/89/M号法令核准之《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所规范的对象是各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及服务人员，且候补适用于军事化人员〔2〕，故该通则属一般制度；而经十二月三十日第66/94/M号法令核准之《澳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则》则仅适用于保安部队的军事化人员，因此属于特别制度。
上述两部通则在纪律事宜方面的条文及所奉行的法律原则均源自刑事法例，刑事法例所规定的加重情节、减轻情节、阻却情节、责任的排除与解除、提起程序的时效、保障嫌疑人权利等机制均一一在纪律程序流程中得以体现。然而，纪律程序是一个独立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换言之，每当在纪律程序的调查阶段发现有关事实触犯了刑法，则不妨碍以该等事实为依据提起刑事诉讼程序。
三、法律定性变更与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一）法律定性变更的可行性
在对纪律程序作了初步介绍后，现进入本课题的讨论焦点：第一，在纪律预审程序结束后，命令提起纪律程序之实体在控诉书所载的事实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可否变更控诉书所载事实的法律定性(qualificação jurídica)？第二，如可以更改，是否必须通知嫌疑人及听取嫌疑人的意见？综观上述两大通则所规定的纪律制度，对此问题均没有规定；根据经八月三日第 39/99/M号法令核准之《民法典》第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无规定之情况，由适用于类似情况之规定规范〔3〕。一如所述，纪律制度的精神系源自刑事法例，再者，按照终审法院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第5/2000号合议庭裁判的精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诉讼法例可类推适用于《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中所定的纪律程序。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基于审检分立原则，法院的审理权力范围由作出控诉（或起诉）一刻起便确定下来，控诉批示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就是审理的标的。对于在控诉书所载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可否变更该等事实的法律定性这一问题，葡萄牙法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尚未完全达成共识。1929年《刑事诉讼法典》第447条规定：“法院可对嫌犯被控诉的违法行为科处不同于起诉批示的处罚，即使科处更重的处罚亦然，但仅以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系载于起诉批示或等同者的事实为限。”当时的立法者取向是法院可对载于起诉批示的事实的法律定性作出变更（即使是对嫌犯不利的变更），BELEZA DOS SANTOS支持上述论点，他指出：“大家要清楚知道，对于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的法律定性，终局判决具有自主性的原因。只要该等事实系载于控诉书内，嫌犯是可以对该等事实作出防御；并非以未载于控诉书内的事实控诉嫌犯而令其吃惊……因起诉批示的事实的错误法律定性而使嫌犯受益是不合理的，同样，约束法官对事实的法律定性的自由亦是无稽。”〔4〕然而，在学理上有多方意见认为该规定违宪，G.MARQUES DA SILVA认为如果嫌犯被一条有别于起诉批示所指的法律指控，而没有机会就该法律的适用而陈述事实及法律上的理由时，意味着审检分立原则及辩论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然而，1987年《葡国刑事诉讼法典》及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没有类似于第447条的规定，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只规范了事实的变更(alteração de factos)问题，没有对法律定性的变更作出明确规范：
“第一条
（定义）
一、 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下列各词之定义为：
……
ｆ）事实之实质变更：引致将一不同之犯罪归责于嫌犯或引致可科处之制裁之最高限度加重之事实变更；
第三百三十九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非实质变更）
一、 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对案件之裁判属重要，但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不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将该变更告知嫌犯，并在嫌犯提出声请时，给予其确实必需之时间以准备辩护。
二、 如变更系因辩方所陈述之事实而产生，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第三百四十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实质变更）
一、 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将该等事实告知检察院，该告知之效力等同于提出检举，以便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追诉；在正进行之诉讼程序之判罪上，不得考虑该等事实。
二、 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就新事实继续进行审判，且该等事实并不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 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应嫌犯之声请，主持审判之法官给予嫌犯不超逾十日之期间以准备辩护，并在有需要时将听证押后。”
这样，葡国法律界对于法律定性变更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G.MARQUES DA SILVA〔5〕认为条文只规范了事实的实质或非实质变更，故不能作出法律定性的变更，但该作者有所保留，认为如果法律定性的变更不会影响嫌犯对行为不法性的认识，即规范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则可作出变更，但须给予时间进行答辩。而FREDERICO ISASCA〔6〕及 A.Q.DUARTE SOARES〔7〕一致认为新《葡国刑事诉讼法典》没有规范法律定性的变更，故可随意变更。MARIA JOÃO ANTUNES〔8〕认为该漏洞应透过类推适用事实之非实质变更的规定填补，以便有效保护嫌犯的辩护权；TERESA BELEZA〔9〕亦持同一见解，她指出《葡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行文将事实之非实质变更与法律定性之变更作出了逻辑上的区分，并进一步建议在《葡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8条〔10〕增加一款关于类推适用的规定，最后葡国立法者采纳上述观点，透过八月二十五日第59/98号法律修改《葡国刑事诉讼法典》，在第358条增加一款：“当法院变更控诉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的法律定性时，第一款的规定相应适用之。”这样便解决了学理上及司法见解上对该问题的争论。
然而，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跟随葡国作出相应修改，故漏洞依然存在。澳门司法界倾向于MARIA JOÃO ANTUNES的做法，以类推适用事实之非实质变更的规定填补漏洞〔11〕，理由在于法律定性之变更在性质上是属于非实质性的变更，因为最终是以控诉批示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为依归对该等事实给予不同的法律定性；此外，事实的实质变更的情况与法律定性之变更的情况格格不入。因此，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339条第1款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法律定性之变更的情况〔12〕。
二）嫌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