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六届第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83年9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84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3年9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3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公布 自198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海上交通管理，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权益，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一切船舶、设施和人员以及船舶、设施的所有人、经营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是对沿海水域的交通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主管机关。
第二章 船舶检验和登记
第四条 船舶和船上有关航行安全的重要设备必须具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技术证书。
第五条 船舶必须持有船舶国籍证书，或船舶登记证书，或船舶执照。
第三章 船舶、设施上的人员
第六条 船舶应当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
第七条 船长、轮机长、驾驶员、轮机员、无线电报务员话务员以及水上飞机、潜水器的相应人员，必须持有合格的职务证书。
其他船员必须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
第八条 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掌握避碰、信号、通信、消防、救生等专业技能的人员。
第九条 船舶、设施上的人员必须遵守有关海上交通安全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障船舶、设施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安全。
第四章 航行、停泊和作业
第十条 船舶、设施航行、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第十一条 外国籍非军用船舶，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和港口。但是，因人员病急、机件故障、遇难、避风等意外情况，未及获得批准，可以在进入的同时向主管机关紧急报告，并听从指挥。
外国籍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不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第十二条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必须接受主管机关的检查。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必须办理进出港签证。
第十三条 外国籍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或者在港内航行、移泊以及靠离港外系泊点、装卸站等，必须由主管机关指派引航员引航。
第十四条 船舶进出港口或者通过交通管制区、通航密集区和航行条件受到限制的区域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主管机关公布的特别规定。
第十五条 除经主管机关特别许可外，禁止船舶进入或穿越禁航区。
第十六条 大型设施和移动式平台的海上拖带，必须经船舶检验部门进行拖航检验，并报主管机关核准。
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发现船舶的实际状况同证书所载不相符合时，有权责成其申请重新检验或者通知其所有人、经营人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第十八条 主管机关认为船舶对港口安全具有威胁时，有权禁止其进港或令其离港。
第十九条 船舶、设施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主管机关有权禁止其离港，或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
二、处于不适航或不适拖状态；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
四、未向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交付应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适当的担保；
五、主管机关认为有其他妨害或者可能妨害海上交通安全的情况。
第五章 安全保障
第二十条 在沿海水域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以及划定相应的安全作业区，必须报经主管机关核准公告。无关的船舶不得进入安全作业区。施工单位不得擅自扩大安全作业区的范围。
在港区内使用岸线或者进行水上水下施工包括架空施工，还必须附图报经主管机关审核同意。
第二十一条 在沿海水域划定禁航区，必须经国务院或主管机关批准。但是，为军事需要划定禁航区，可以由国家军事主管部门批准。
禁航区由主管机关公布。
第二十二条 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 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
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
第二十三条 禁止损坏助航标志和导航设施。损坏助航标志或导航设施的，应当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船舶、设施发现下列情况，应当迅速报告主管机关：
一、助航标志或导航设施变异、失常；
二、有妨碍航行安全的障碍物、漂流物；
三、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异常情况。
第二十五条 航标周围不得建造或设置影响其工作效能的障碍物。航标和航道附近有碍航行安全的灯光，应当妥善遮蔽。
第二十六条 设施的搬迁、拆除，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水下工程的善后处理，都不得遗留有碍航行和作业安全的隐患。在未妥善处理前，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必须负责设置规定的标志，并将碍航物的名称、形状、尺寸、位置和深度准确地报告主管机关。
第二十七条 港口码头、港外系泊点、装卸站和船闸，应当加强安全管理，保持良好状态。
第二十八条 主管机关根据海上交通安全的需要，确定、调整交通管制区和港口锚地。港外锚地的划定，由主管机关报上级机关批准后公告。
第二十九条 主管机关按照国家规定，负责统一发布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
第三十条 为保障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安全，有关部门应当保持通信联络畅通，保持助航标志、导航设施明显有效，及时提供海洋气象预报和必要的航海图书资料。
第三十一条 船舶、设施发生事故，对交通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时，主管机关有权采取必要的强制性处置措施。
第六章 危险货物运输
第三十二条 船舶、设施储存、装卸、运输危险货物，必须具备安全可靠的设备和条件，遵守国家关于危险货物管理和运输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船舶装运危险货物，必须向主管机关办理申报手续，经批准后，方可进出港口或装卸。
第七章 海难救助
第三十四条 船舶、设施或飞机遇难时，除发出呼救信号外，还应当以最迅速的方式将出事时间、地点、受损情况、救助要求以及发生事故的原因，向主管机关报告。
第三十五条 遇难船舶、设施或飞机及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组织自救。
第三十六条 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设施，收到求救信号或发现有人遭遇生命危险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尽力救助遇难人员，并迅速向主管机关报告现场情况和本船舶、设施的名称、呼号和位置。
第三十七条 发生碰撞事故的船舶、设施，应当互通名称、国籍和登记港，并尽一切可能救助遇难人员。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当事船舶不得擅自离开事故现场。
第三十八条 主管机关接到求救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救助。有关单位和在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设施，必须听从主管机关的统一指挥。
第三十九条 外国派遣船舶或飞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或领海上空搜寻救助遇难的船舶或人员，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第八章 打捞清除
第四十条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爆炸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主管机关有权采取措施强制打捞清除，其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浮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承担。
本条规定不影响沉没物、漂浮物的所有人、经营人向第三方索赔的权利。
第四十一条 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擅自打捞或拆除沿海水域内的沉船沉物。
第九章 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四十二条 船舶、设施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向主管机关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资料，并接受调查处理。
事故的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在接受主管机关调查时，必须如实提供现场情况和与事故有关的情节。
第四十三条 船舶、设施发生的交通事故，由主管机关查明原因，判明责任。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法的，主管机关可视情节，给予下列一种或几种处罚：
一、警告；
二、扣留或吊销职务证书；
三、罚款。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主管机关给予的罚款、吊销职务证书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六条 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主管机关调解处理，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还可以根据书面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特别规定
第四十八条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在以渔业为主的渔港水域内，行使本法规定的主管机关的职权，负责交通安全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沿海水域渔业船舶之间的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四十九条 海上军事管辖区和军用船舶、设施的内部管理，为军事目的进行水上水下作业的管理，以及公安船舶的检验登记、人员配备、进出港签证，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本法另行规定。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沿海水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的港口、内水和领海以及国家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
“船舶”是指各类排水或非排水船、筏、水上飞机、潜水器和移动式平台。
“设施”是指水上水下各种固定或浮动建筑、装置和固定平台。
“作业”是指在沿海水域调查、勘探、开采、测量、建筑、疏浚、爆破、救助、打捞、拖带、捕捞、养殖、装卸、科学试验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第五十二条 过去颁布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规与本法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
第五十三条 本法自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新律师法实施后增强了控、辩双方的辩论力度和对抗性。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垒，集中体现在法庭辩论上，谁能更有力、有效的运用证据，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并被法庭采纳，谁就能掌握庭审中的主动权，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在出庭公诉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都需要控方正确运用形式逻辑规律进行己方观点的证明和彼方观点的反驳。控方要加强公诉训练，积极应对新律师法实施后带来的挑战。
【关 键 词】 新律师法 控辩平等 公诉逻辑
新修订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律师法强化了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扩大和完善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难题，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控辩式庭审方式日趋巩固。在日趋激烈的控辩平等对抗的条件下，公诉人要加强公诉逻辑的研究和训练，有效应对新律师法修订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在此作对公诉逻辑进行粗浅研究，以期对提高检察机关的公诉水平有所裨益。
一、新律师法对控方固定、审查和运用言词证据能力提出更高
的要求，需要控方重视公诉逻辑训练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主要集中于第33、34、35条、37条的规定，通过扩大和完善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对刑事诉讼法典第36、37、96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的受限制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作了重大突破，昭示了刑事诉讼向控辩平等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变革的方向。新《律师法》的实施，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使对案件的掌握，由以前的公诉人占优势向律师倾斜，辩方权权利的扩大也就是相对限制了控方的权力,彻底改变了“公诉权高于辩护权”的公诉模式，在客观上也使审判前侦控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对控方收集、固定和审查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主要影响是：一是言词证据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减弱。言词证据的外延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其致命弱点是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出现虚假或失真。在职务犯罪案件上表现较为明显，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和捕诉部门常常因此类案件频频出现的翻供翻证而产生处理上的分歧，因言词证据在侦捕诉阶段发生变化而引起撤案、不诉或退回补充侦查是常见现象。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介入侦查和公诉阶段的各项权利，单轨制侦查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扩大逐步向英美法系的“双轨制侦查靠拢，律师不同于私人侦探的重要特征是律师调取的证据经法官认定后可以作为法庭证据予以采集，直接影响诉讼结果，因此公诉部门面对的是侦查人员和律师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角度所调取的存在显著差异的两套言词证据或其他证据，必将会给控方审查言词证据的可采信带来困难。同时，在审前程序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会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增强反侦查和对抗公诉的能力，这给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增加了难度。二是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扩大，造成证据开示呈单向性，信息的不对称为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增加难度，使败诉机率增加。新律师实施后使侦控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转为“公开“状态；从诉讼性文书转向案卷实体材料。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控方掌握的全部案件材料，同时辅之以扩大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律师不仅可以获悉侦控获取的全部证据，而且还通过自行调查取证获得了侦控所不掌握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无罪或罪轻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提供侦控全程法律帮助和提供辩护而对其心理状态有更加全面、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拟定的辩护方案也更有针对性，从而使得控辩双方对证据信息的掌握具有不对称性，侦控机关在案件材料的掌握上丧失优势。同时法律没有规定辩护律师有向控方主动展示其收集、掌握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证据的义务，从而可能造成辩方与控方相比的案件信息获得权的单方面扩大。一些辩护人可能为了获得在庭审中“出其不意”的效果，而将关键性的辩护证据留到开庭时才出示，证据突袭会造成公诉人的被动，为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增加难度，增加了败诉机率。三是法庭言论豁免权强化了辩护律师出庭意见发表权，加剧了控辩对抗，控方应对不当会丧失庭审主动权，陷于被动。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使辩护律师出庭意见发表权得以强化，律师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庭审中发表各种意见，尤其是一些社会影响大和公众比较关心的案件，少数律师可能为了增加曝光率，散布一些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推测性、夸张渲染性的言论哗众取宠以占据庭审主动权，可能加剧庭审控辩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对公诉人出庭公诉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对不当则控方会陷入被动和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公众形象。四是短期内控辩双方关系会更加紧张，彼此会加大猜疑、对立和防范。控辩双方受“控辩即为对手关系”观念影响，在历史上就有双方互信程度低的现象，彼此都具有警惕、防范、对立的潜意识。在此意识支配下，彼此互不透露案件的关键证据，不探讨案件存在的疑点，更不会求证和解决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或缺陷，即使交换意见，也是点到为止；反之亦然。在提起公诉的时候，为了防范辩护律师，控方在复印移送主要证据的时候，也会有所选择。司法实践中存在律师介入后犯罪嫌疑人无理翻供、证人无理翻证的现象，和律师因涉嫌证据作假而被控方指控犯罪等都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新律师法在短期内不会消除这种历史的宿怨，反易引发新的猜疑和对立。控方怀疑辩方滥用权利，害怕证据突袭；律师害怕控方隐藏证据或挟私报复。其结果一则不利于控方掌握无罪或罪轻证据，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二则控辩双方将关键事实、证据、问题保留，搞庭审突袭，常导致案件审理的中断，降低诉讼效率；三则辩方害怕得罪控方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因害怕诉讼风险而不敢承担刑事辩护业务使刑事辩护率下降，不得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综上，控方的职权主义色彩有所淡化，日趋于当事人化，日趋激烈的控辩对抗中要求加强控方固定、审查和运用言词证据的的能力，而这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在宏观上要建构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现代公诉模式，在微观上还必须要求控方重视公诉逻辑学习与训练，积极应对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和平等对抗带来的新形势。
二、在审前程序进行精心准备，搞好庭审预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好庭前预测是搞好法庭辩论的前提，为此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应考虑到出庭的需要，进行认真的逻辑研判，拟好答辩提纲。具体准备工作：一是在侦控一体化的基础上发挥检察指导侦查的作用，对侦方证据进行逻辑判断。检察院有权从公诉的角度就同级其他侦查机关正在进行的案件作出必要的指示。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其他侦查机关在进行初查的同时，应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到场。接受指派的检察官有权提出侦查的线索、方向、应予收集的证据以及证据如何保全。侦查人员应听从检察官的一般指挥权和具体指挥权。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听从指挥的，检察官可以要求该侦查机关负责人更换侦查人员，并有权提出相应的制裁建议。侦查逻辑的前提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多变不能做到绝对真实可靠，而推理形式的灵活多样也难以保证其必须符合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所以侦查结论具有或然性，结论不一定为真，这就要求控方在公诉逻辑的角度审查侦查假设和侦查推理是否符合逻辑思维规律，据此作出否定、肯定或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三种结论，从而决定起诉、不起诉或退查。二是虚心让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当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委托后，一般要来公诉部门与公诉人见面、复制案卷材料等，公诉人可以通知辩护律师在适当的期限内对案件提出书面意见。公诉人在审查案件的时候，随着审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案件越来越清楚或者产生的疑问越来越多，公诉人则可以针对案件的具体问题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起诉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充足理由律，即起诉书中确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在法律上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均具有充分的理由而且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指控的罪行有必须的逻辑联系，从理由能推出所要指控的罪行。控方听取辩方的意见后，可以反思自己的起诉理由是否充足，是否还要补充相关材料或者作不起诉处理，防止庭审陷于被动。在此基础上将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辩护意见制度化，规定陈述意见的内容和形式，将律师书面意见归入卷宗，随案移送法院，同时建立对律师意见反馈制度；三是检察机关可以进行相关的检察改革，为控辩双方开通证据展示交流的平台。要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特别是要明确证据开示的双向性原则，明确辩方负有向控方开示其自行调取的相关证据的义务，对其准备在庭审阶段出示的证据必须包括在开示的证据范围内，对于未经证据开示的证据原则上不能在法庭出示，不能搞证据突袭。证据展示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排除合理怀疑的逻辑思维过程。展示后控辩双方应当制作证据交换清单，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及其证明的案件事实交换意见后制作无异议证据清单，并提交法庭。经过证据展示，控辩双方发表意见后可以明确对证据的认识，从而将有争议的和没有异议的证据区别开来，对没有争议的证据双方可以商请法院当庭认证，无需举证和质证。
三、法庭辩论阶段运用公诉逻辑把握庭审主动权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与律师具有对立性的逻辑地位，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矛盾成为公诉与辩护这对诉讼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两者的逻辑思维方式有着鲜明的对立：控方的重心在于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并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其侧重于证明的思维方法；而辩方的重心在于给被告人进行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因而其侧重于反驳的思维方法。从司法实践来看，辩方的方向主要是“六辩”：在罪与非罪上作无罪辩；在主观罪过上作过失辩；在犯罪性质上作轻罪辩；在责任划分上作从犯辩；在事实证据上作否定辩；在犯罪起因上作过错辩。新律师赋予辩方法庭言论豁免权强化了辩护律师出庭意见发表权，在法官中立的条件下控辩双方围绕庭审主动权的争夺将日趋激烈，控方要及时洞悉辩方的辩点，抓住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和证据这个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掌握庭审主动权，避免出现控方思维跟着辩方思维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具体对策是：一、举证要根据充足理由律形成证据体系。司法实践有孤证不立的法谚，只有多个相关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才能有力的证明犯罪，否则证据薄弱或有漏洞则违反充足理由律形成“有缺陷的推理”。所以控方在举证过程中要加强举证的规范化，系统性，完整地再现和阐明证据本身所具备的三个基本法律特征：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控方要根据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确定举证范围，在全面分析案情和证据基础上审查和排除对于指控犯罪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多余”证据和不确实、有矛盾的“虚假”证据，实现控方采信的证据锁链在主要事实情节上形成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并且合理排除相互之间的矛盾，实现证据的有效组合、科学使用。同时控方依法只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包括起诉书认定的罪轻和罪重的证据，而不承担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责任，因为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角色只是指控犯罪，而由辩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举证责任。二是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和各项规则做好质证工作。质证是法庭辩论的重要环节，是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的公开性辩论的开始。控方要用指控犯罪的各种证据回答论辩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的质疑，同时对辩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进行质疑，随之提出根据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情况向法院提出质证意见。公诉人举证以后，辩方往往对控方的举证提出异议，控方将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相结合，有理、有据、有节的阐述公诉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强调公诉方证据具有可采信性的同时，还可以主动要求辩护人就其观点向法庭出示证据，不能出示证据证明其观点的，法庭则不应予以采信。控辩双方首先要直接提出关于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从轻与从重、减轻与免除处罚等一系列关系着被告人权益的观点。控辩双方都要围绕着自己提出的观点，通过集中辩论得到直接的证明，反驳对方提出的己方又不能接受的论题和论点。三是抓住辩方破绽以驳代立。控方的思维方式是以立为主，但也不排斥以驳为辅。针对辩方对控方证据和意见的反驳，抓住其发言中的诸多逻辑矛盾以驳代立，达到反证的效果。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辩方逻辑矛盾主要是：辩护内容不一致的矛盾，如一方面承认被告人有罪，又对该案犯罪部分构成要件予以否定；辩护的论证前提不真实，如片面地虚构某一事实情节并由此虚假前提推出结论；辩护观点之间互相排斥形成的交叉矛盾，如一案多被告人之间的各自辩护人为减轻罪责，形成辩护结论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告人辩解与辩护人辩护之间的矛盾；辩方曲解法律或断章取义。控方要针对辩方矛盾与失误适时反击，把辩护焦点转移到辩方，迫使对方被动防守，从而给法官和听众提供判明案情的正确逻辑思维引导，加强公诉人指控和揭露犯罪的逻辑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雍琦著《审判逻辑简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 于绍元 傅国云 姚向东著《诉讼逻辑》法律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3) 郑启芳《谈谈法庭辩论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检察实践》1999年第6期
(4) 郑雁冰《搞好法庭辩论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检察实践》2002年第4期
(5) 张　静《论侦查推理中的或然性推理》《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6） 张利兆 童章遥《公诉工作如何应对律师法修改》《检察日报》2008年3月25日第3版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