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发（1992）24号
1992年5月14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现将《晋城市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晋城市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企业债券管理，有效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引导资金合理流向，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本市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晋城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向社会或者向企业内部职工发行的债券。
第三条 发行和购买企业债券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和有偿的原则。禁止强行摊派。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晋城分行及其分支机构是本市企业债券的主管机关（以下简称人民银行）。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经人民银行批准。
第二章 企业债券
第五条 企业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企业债券分记名和不记名两种。向社会发行的债券一般为不记名式债券，向企业内部发行的债券一般为记名式债券。不记名债券不挂失，遗失不补。
第六条 企业债券由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如发债企业自行印制，票面格式必须提交人民银行审定备案。企业债券的票面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债券名称；
（二）、企业名称、地址；
（三）、委托代理发行、兑付债券的金融机构名称；
（四）、票面金额；
（五）、票面利率；
（六）、债券期限及还本付息时间和方式；
（七）、债券发行日期和编号；
（八）、审批机关名称、批准发行日期和文号；
（九）、发行债券企业的印章和法人代表的签章；
（十）、债券抵押、转让、继承等规定；
（十一）、企业认为应当说明的其它事项。
第七条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期取得利息，收回本金，但无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债券持有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承担责任。
债券利息，一年期以内的到期本息一次付清，一年期以上的可按年计付，也可以到期本息一并支付。
第八条 企业债券不得作为货币流通，但可以转让、抵押和继承。向企业内部职工发行的债券，可以在企业内部转让。向社会发行的债券，上市转让须经人民银行批准。
第九条 企业根据投资项目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情况，经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发行以本企业产品等价清偿本息的债券。
第三章 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审批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晋城分行审批企业债券，根据省人民银行下达的规模，实行总额指标管理。
第十一条 企业发行任何形式、任何期限和用途的债券，均须经人民银行批准。
第十二条 企业发行债券应制定章程或者办法。章程或者办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经营管理概况；
（二）、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自有资产净值及各类专用基金情况；
（三）、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用途；
（四）、效益预测及偿还担保；
（五）、发行债券总额和债券期限；
（六）、债券面额、种类；
（七）、债券利率；
（八）、债券还本付息时间及方式；
（九）、债券发行范围及对象；
（十）、债券发售起止时间及委托代理机构；
（十一）、人民银行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第十三条 企业内部发行债券应当向人民银行报送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企业发行债券申请书；
（二）、企业发行债券章程或者办法；
（三）、营业执照影印件；
（四）、企业主管部门同意发行债券的证明文件；
（五）、计划部门准予固定资产投资的批准文件；
（六）、企业主管部门审核签证的上季度的财务会计报表；
（七）、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企业向社会发行债券，除提供上述（一）至（五）项资料外，还需要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发行债券的可行性报告；
（二）、企业发债信誉评估文件；
（三）、具有法人资格和清偿能力的经济实体出具的书面担保书；
（四）、经会计事务所签证的上两个年度和上一季度的财务会计报表；
（五）、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十四条 发行企业债券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企业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写出书面申请，并填写《企业债券发行申报表》一式三份，经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基本账户金融机构签署意见，连同会计统计报表和有关资料，一并提交企业发行债券评信委员会。评信委员会按程序和标准评估同意后，把评估报告和有关资料转交人民银行。
（二）、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将“申报表”退还企业一份，据以在核定的时间内发行债券。
（三）、企业发行债券结束后，按实际发行金额，填写《企业债券发行情况报告表》一式三份，自留一份，报送开户银行和人民银行各一份。
（四）、人民银行根据企业实际发行债券金额，签发《企业债券发行批准书》一式三份，自留一份，企业及其开户银行各一份。
第四章 企业债券管理
第十五条 企业发行债券总额，除上级主管部门批准项目的集资额度外，不得超过企业自有资产净值。
第十六条 企业发行债券必须严格遵守人民银行批准的发行数额，还本付息时间，利息支付标准等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超额发行或延期兑付债券。
第十七条 企业债券的票面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的20%。债券利息税前列支部分，按财税部门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购买债券只能使用国家规定其有权自行支配的自有资金。
第十九条 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二十条 企业可以自己发售、兑付债券，也可以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售、兑付债券。原则上企业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为受托机构。
企业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售、兑付债券，委托代理双方应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代理发售、兑付企业债券的机构，按代理债券的总额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代理发售、兑付企业债券的金融机构对委托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经人民银行批准，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可以经办企业债券转让业务。
第二十二条 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企业债券的代理发售、兑付和转让业务。
第二十三条 人民银行有权对发行债券的企业和购买债券的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受托代理发售企业债券的金融机构，有权监督、检查所筹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四条 建立企业债券发行档案资料管理制度。人民银行及有关金融机构对企业债券发行的申请文件、章程、报表以及审批的证件等资料，要建立档案妥善保管。
第二十五条 兑付债券所需本息现金，受托代理金融机构凭发行债券企业提供的《企业发行债券批准书》到人民银行提取。
各金融机构对未经人民银行批准发行债券的企业一律拒绝支付债券的本息现金。
第五章 处罚
第二十六条 人民银行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三第、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发行债券的企业，给予以下处罚：
（一）、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退还所筹集的资金；
（二）、冻结企业发行债券所筹资金；
（三）、通知其开户金融机构停止对其贷款；
（四）、处以违法活动所涉及金融5%以下的罚款；
以下处罚，可以并处。
第二十七条 人民银行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给予以下处罚：
（一）、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
（二）、没收非法所得；
（三）、处以违法活动所涉及金融5%以下的罚款。
以下处罚，可以并处。
第二十八条 罚没收入一律上交国库。具体处理手续按财政部门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对受到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处罚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应当追究其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三十条 对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集体所有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可以比照本办法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晋城分行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尹振国
摘要: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角度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出发，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关键词: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行为；法益衡量
受贿罪是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犯罪，是政治腐败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中外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因此，古今中外刑事法律都规定有受贿罪。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按照受贿罪的基本行为方式，我们可以将受贿罪分为索取型受贿罪和收受型受贿罪(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称“受贿罪”一般指收受型受贿罪)。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由此可见，索取型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对收受型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定位、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讼不已。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废之争。本文将论证：无论是从平息理论上的争议的角度还是从消除实践中的困惑的角度来讲，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都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受贿罪的本质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所谓犯罪的本质是犯罪的根本属性。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1]“从受侵犯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被害法益，即犯罪所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保护法益，即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被称为保护客体。显然，将而这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法益实际上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上所说的客体……刑法分则明文将权利、秩序、利益作为犯罪客体，用法益来概括它们是合理的”。[2]受贿罪的本质是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那么，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或者说客体究竟是什么呢？
（一） 受贿罪客体（侵犯法益）学说概述
关于受贿罪的客体，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受贿罪的成立，不以不正当行使职务行为为要件。起源于日耳曼的立场是，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根据该立场，受贿罪的成立，以不正当行使职务为要件。从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来看，一般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即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刑法都是如此。[3]
日本刑法学者对贿赂罪的保护法益，历来有四种观点的对立：“（1）职务的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的信赖；（2）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3）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以及公正性；（4）公务员的清廉义务。”对以上观点，大谷实教授分析认为，贿赂犯罪，说到底，也是以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为保护法益的犯罪，因此仅以违反清廉义务来看待贿赂犯罪是不允许的，所以（4）说不妥。同时（2）说根据公务不能作为利益的对价的观念，期待公正执行职务，这种观点虽然有正确的一面，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说明斡旋受贿罪之类的不以职务为利益对价的犯罪。伴随有公务员的自由裁量的职务行为，对于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作用的正常进行来说，公正执行职务是不可少的，因此，不用说，本罪的保护法益首先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但是，即使公正地执行职务行为，但公务员在职务方面收受贿赂的话，国民就会丧失对公务员的信赖，公务的正常性开展就会受到侵害，或产生该种危险，因此（1）说最为妥当，判例也是坚持这一立场。[4] 应该说，大谷实教授的分析是正确的，观点（1）基本上能概括受贿犯罪的各种表现形式，值得借鉴。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5]这是比较早的观点，当时刑法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之中。（2）国家机关、集体经济单位、军队、团体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双重客体。[6]（3）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正常活动。[7]（4）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8]这是目前的通说。（5）选择性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只要侵犯了其中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9]对上述中外学说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后，笔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是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这里的“廉洁”的含义是明确的，即指“不损公肥私；不贪污”。[10]
从我国的立法上来看，现行刑法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来看，都没有规定受贿罪的构成只能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包括一切利益。这表明，我国的立法者也认为，受贿罪的本质并不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或其他利益，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因此，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本质相矛盾。
（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确定之理由
法益的确定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和刑事政策的需要，将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1、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腐败的泛滥，对政权的稳固、执政党的地位的维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维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所有的腐败中，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祸害最烈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源头,是一切乱象的根源。苏共政权在1991年的崩溃，民意调查显示是苏共的腐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于苏共的腐败，只为个人谋取私利，无法为广大人民服务，最终导致苏共的一夜崩溃。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个论断，说明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也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
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而惩治腐败罪严厉的手段是刑罚。所以，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效果。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根源是公共职权的滥用，其本质特征是利用公共职权非法谋取私利。为重典治吏计，任何利用公共职权非法谋取私利的严重违反公职人员廉洁义务和损害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的行为都应该纳入刑法的视野。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现行刑法收受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的不科学，“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者逃脱受贿罪的刑事责任”。[11]以致刑法不能很好地发挥打击贿赂犯罪的作用。
事实上，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约定、要求、收受他人财物，即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其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的义务，已经引起了国民对该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合理怀疑。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讲，“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敲诈勒索或者诈骗相对人财物或者被动收受相对人财物，都应该构成受贿罪。”[12]因此，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纯属多余。
2、法益平衡的必然结论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受贿罪的概念、罪状、法定刑以及单位受贿罪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该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是立法第一次明确要求成立收受型受贿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这一规定引发了学者广泛的批评，他们认为刑法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设立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有人提议取消这一要件，但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其理由是取消这一要件会使受贿行为与亲友之间的正常馈赠、礼尚往来行为无法区分。 [13]
“刑法总论乃至整个刑法学上的一切争论，无不起源于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法益机能和保障人权机能之间所与生俱来的紧张与冲突；刑法学特别是刑法解释学的任务，就是在这二者之间的折中与平衡。”[14]我们将论证在收受型受贿罪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并不会打破保护国家利益和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权二者之间的平衡，不会给国家工作人员施加不应有的负担和责任，更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正常的馈赠。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律并不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基于正常社会交往的赠与，法律只是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的赠与。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公权私用，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是对公职人员政治道德上的要求。国家通过财政来供养国家公职人员（为他们的职务行为提供劳动报酬），他们有固定合法的收入（在我国，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不低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和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使法律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一切财产赠与，这一要求也不过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工作人员是主要靠别人的赠与生活的。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要求掌握国家公权力、享受财政供养的国家工作人员承担禁止利用职权获取私利的义务，这对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并不是一种过分的负担。
法律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他人财物，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因为基于正常社会交往的赠与与贿赂的界限是如此的清晰，前者与职务行为无涉，后者是职务行为的交换物，只要是正常的人都可以区分。而且受贿罪是故意犯罪，主观上必须有受贿的故意。 一般认为受贿故意的内容是对自己要求、期约、收受的贿赂具有认识的态度。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对收受贿赂罪，公务员主观上，要有受贿之意思，如以朋友往返之馈赠意思而接受之，亦不能成立本罪，致有无受贿之意思，自应综合客观之事实而判断之”[15]为了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合法的财产权、避免刑及无辜，国家可以设立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包括接受正常馈赠）状况置入监督的阳光之下，能够有效防治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也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正常的馈赠。
（三）受贿罪的基本特征
受贿罪是一种以“以权谋私”为基本特征的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无论基于何种意图，只要“以权谋私”，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的义务，损害了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而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许诺（无论是否真实）、行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受贿罪。
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基本特征都是“以权谋私”，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者谋取的私利是请托人给予的；而后者谋取的私利是公共财产。
有人认为，受贿犯罪是一种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渎职犯罪。[16]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它无法包含经济受贿和斡旋受贿这两种受贿形式。所谓交易是“买卖商品”，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财物。”[17]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受贿，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权钱交易”，原因是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的义务，损害了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的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权钱交易”，行为人用来交易的不是自己的职权，而是自己的斡旋行为（劝告、说服、要求甚至威胁、诱骗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综上分析，将任何严重的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纳入刑罚打击的范围是合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侵犯了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二、保留“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