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纪律处分批准权限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府〔2007〕242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行政纪律处分批准权限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深圳市行政纪律处分批准权限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明确行政纪律处分批准权限，规范行政纪律处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各级行政机关及市、区监察机关对违反行政纪律的人员给予处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违反行政纪律的人员给予处分，按照管理权限应当报批的，在获批准后由办理案件的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或任免机关作出处分决定。不需报批，属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监察机关直接作出监察决定，属任免机关办理或调查的，由任免机关直接作出处分决定。

　　第四条 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市政府各部门正职领导人员违反行政纪律，拟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处分决定，或由市监察机关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处分意见，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拟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先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职务后，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处分决定或由市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

　　第五条 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违反行政纪律，拟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处分决定，或由市监察机关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处分意见，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拟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先由区人民政府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罢免职务，其中，拟给予区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撤职、开除处分的，也可以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职务后，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处分决定或由市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

　　第六条 对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区政府各部门正职领导人员违反行政纪律，拟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由区人民政府作出处分决定，或由区监察机关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处分意见，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区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拟给予撤职或开除处分的，先由区人民政府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职务后，由区人民政府作出处分决定或由区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决定。

　　市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拟给予处分的，由市监察机关直接作出监察决定。拟给予撤职或开除处分的，先由区人民政府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职务后，由市监察机关作出监察决定。

　　第七条 对市人民政府任命的市政府部门领导人员、相当于市政府部门副职（含副职）级别以上非领导职务的人员、市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市属企业领导人员违反行政纪律，拟给予处分的，由市监察机关提出处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监察决定。市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作出处分决定。

　　第八条 对区人民政府任命的区政府部门领导人员、相当于区政府部门副职（含副职）级别以上非领导职务的人员、区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违反行政纪律，拟给予处分的，由区监察机关提出处分意见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监察决定。区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作出处分决定。
市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拟给予处分的，由市监察机关作出监察决定。

　　第九条 对行政机关任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违反行政纪律，拟给予处分的，由任免机关直接作出处分决定。受处分人员的职务任免需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复的，处分决定在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复同意后作出。

　　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可以直接作出监察决定，也可以视情况将案件移送任免机关按照前款办理。

　　区属行政机关及区监察机关对违反行政纪律的人员给予开除处分，应当报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任免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及时将处分决定或者解除处分决定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并抄报同级监察机关。

　　第十一条 对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申诉受理机关处理不服处分的申诉，认为处分决定有错误的，可以直接撤销、变更处分决定或者责令原处分决定机关重新作出决定。处分决定是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撤销、变更处分的决定应当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作出。

　　第十三条 对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的工作人员（工勤人员除外）给予处分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0年2月26日颁布的《深圳市行政纪律处分批准权限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