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立法质量的原因
立法质量不够理想主要表现为，与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不够紧密、针对性较弱、部门利益倾向尚未有效克服、操作性不够强、立法技术粗糙、一些法规施行效果不理想等方面。影响立法质量的因素有政府提案质量不高、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法规草案审议质量不高、专门委员会的优势未能很好发挥和地方立法工作队伍有待加强等许多方面，对此在有关的地方立法研讨会上已有人大同仁专门撰文作出过论述。
笔者从宪政层面上分析，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1、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四项法定职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立法权。四项职权相互依托，缺一不可，目前在缺乏其他几项职权有效配合的情况下，立法权单兵突进，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2、人大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健全和完善不可能脱离现有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制约，提高立法质量尚需要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分化、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3、人大机关的组成结构在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三大块的基础上，常委会又有若干各自相对独立的专门委员会，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4、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出于方便管理的需要，社会公众则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纷纷抛弃“人治”转而寻求“法治”。法律从管理工具和利益的计算、表达，成长为一种价值观和社会信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根据以上几点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提高立法质量和提高立法数量相比，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过程。

提高立法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人大工作者要加强学习。 提高立法质量不仅是对法规的要求，更是对人的要求。相对于要求立法的数量和速度而言，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对人大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咨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工作人员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但不能代替工作人员本身。地方立法工作人员只有不断学习，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立法工作。首先要加强对中央政策和省委文件的学习，使立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不偏离大政方向，紧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其次要加强对人大制度的学习和掌握，了解新形势下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机关和工作机关的各项工作制度、程序和工作惯例；再次要结合法规议案加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培养不同于政府官员和法院法官的立法者专有的思维方式和职业品格；最后要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修正、提高的过程，不仅要从书本上学，更要向领导、同事学习，向专家学习，向群众学习，从社会实践中汲取对立法工作有帮助的一切知识。
进一步提高立法调研的实效。地方性法规案的提案主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通常有本级人民政府、同级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等。但是，在工作实践中，行政活动涉及国民生活的各种领域，内容是极其复杂的。行政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立法内容的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而且有必要根据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地改废条款。因此，经常行使法规提案权和提出法规案最多的主体是本级人民政府，常常是政府官员首先产生对某一问题的关注，提出立法议案，然后报送人大常委会。列入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议案，在具体制定时又常常是由政府部门负责起草草案。这一“政府起草，人大通过”立法模式的优点是政府部门比较熟悉本行业本领域的情况，弊端是往往存在“部门利益倾向”。针对这一弊端而采取的联合起草措施，仍然无法取代政府在起草法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而调查研究是人大立法过程中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针对法规草案开展的立法调研是对法规议题涉及到的社会事务作进一步的信息收集工作，可以说，立法调研的质量决定了人大审议的质量和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地方性法规的质量。从制度、机制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保证立法调研的实效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基础性工作。
在立法过程中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显现。在依法治国的旗帜下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始寻求用法律的途径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其中包括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肯定自身的利益要求。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相比，运用法律的杠杆来调控社会事务更具有灵活性和理性化、民主化色彩，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纷繁复杂并内在彼此冲突的利益要求会使立法权的行使陷入僵局,且弱势群体和未能有效组织的社会群体的正当权益常常不能得到很好的表达。笔者以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的过程就是社会公众参与和各种利益表达的过程，立法听证和法规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是体现民主的重要举措；而集中的过程则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鉴别、分析和采纳各种意见、要求和观点的过程。只有两者并重，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立法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良法”之治。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鹤丹

论司法独立
——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谈起


秦梦轩 云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它调整着国家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产生之渊源乃“人类对自身的恐惧”。本文就从恩格斯对司法独立溯源之理论谈起，对其观点进行批判的继承，从司法独立与自由、权力的关系分析至我国司法独立的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三权分立 权力 自由


一

司法独立源于国家权力的内部分工，而关于权利分工的理论源头，恩格斯借用宗教术语对这一分权理论作了一种形象表达：“如果说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也是在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那末，在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家，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点。”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这种权利分工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即人类对于自己所创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充满着猜忌与戒心；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专制、独裁，人们就想通过对一种国家政体形式的塑造，将国家分解成由不同主体掌握的权利，从而防止权力的集结而导致对人民权利的危害。专制政体对于人民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扼杀人民的自由，用统治者的意志来代替人民的判断。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武器，但它维护的资产阶级专政亦有其落后的一面，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这种分立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关而实行的日常事物的分工罢了。”
所以，恩格斯就司法独立产生渊源认为为“人类对自身的恐惧”。笔者认为，对于恩格斯关于司法独立的渊源之理论，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地继承。按其观点，虽然司法独立缘于“恐惧”，但其存在并适用至今，而且现在的法治文明社会更加强调司法独立，那么，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下面笔者就具体阐述一下。

二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社会性和功利性决定了法律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赢得合法性。司法独立是人类为实现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制度安排，然而司法独立并非一种超历史的客观存在，它必须受制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这一原则“最透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当时西方的文化中就流淌着“人有原罪，性本恶”之性恶论；亚里士多德亦认为人性本质即贪婪可恶，众人智慧优于一人智慧，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加之基督教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是原罪的，被上帝定罪而流放尘世，两者共同构成西方性恶论的基石。由此可见，恩格斯司法独立理论之人性论基础是正确性的。可以说恰当地运用了唯物辩证论关系。

（一）司法独立与自由
16、17世纪，人文精神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其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统治下的人依附于教会且个性被压抑的极端主义而提出来的，进而由宗教改革演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社会变革。应当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个人自由的理论，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司法独立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
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②。”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的事情○3”。对孟德斯鸠的这句话有些学者认为，“能够做”是指行动自由，“被迫做”则隐含着意志自由。关于意志自由，黑格尔曾指出，“法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④。”一个人在自己享有意志自由的时候，应当尊重对方的意志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也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的意志自由而随意破坏他人的意志自由，则是对他人尊严的一种侵犯。和个人的意志自由一样，组织的意志也是自由的，也应当得到尊重。因此，尊重法官和法官的意志自由，就应当允许法官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认定和选择，同时不干涉法院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所以，只有司法独立了，才能真正的保证人的自由。这一点与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恩格斯认为国家制度和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为了实现单凭个人力量所不能实现的利益和自我保护，满足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需要，就必须建立并参加国家共同体，并让渡一部分可与自身相分离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给国家，“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形成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就包含司法权。

（二）司法独立与权力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独立的政治基础是权力分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互的具体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经立法机关同意有权任命法官，或者行政机关提名法官代表，由国家元首任命，而违法失职的法官则有立法机关进行弹劾；二是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有权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审查并予以撤销；三是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令是否违反宪法，法院拥有否决或撤销的权力，即违宪审查权。而法院要行使后两种权力，很显然其必须拥有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干涉的独立地位和权力。但由于法官通常由行政机关任命或经立法机关批准由行政机关任命和立法机关有权对违法失职的法官进行弹劾，加之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对社会发挥重大影响和行政机关拥有广泛而庞大的行政管理权，因而司法权容易受到侵犯、威胁。
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汉密尔顿曾深刻的指出：“大凡认真考虑权力分配方案者必可察觉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门对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力危害最寡，由其具备的干扰与危害能量最小。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部门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司法权不受干涉就显得非常必要了⑤。”
因为人们“恐惧”在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下司法权受到立法权、行政权的侵犯、威胁与影响，为了防止这种“恐惧”的发生，所以要求司法独立。由此，司法独立便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处理司法权和立法权、行政权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因而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只规定司法独立而不规定立法独立、行政独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他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它调整着国家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这一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审判权的专属性。即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依法设立的法院和具有法定资格的法院专门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都不能行使。例如，我国宪法第78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能服从法律。”二是法官职务行为的独立性。即法官行使审判权时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既不受立法、行政机关的干涉，也不受上级法院或本法院其他法官的影响。例如，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孟德斯鸠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利：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当立法权力行政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力不同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分立，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力同立法权利合而为一，则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权、执行公共决策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⑥。”正因为有了像孟德斯鸠这一类的学说，才有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的宪法理论及民主思想。这些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司法独立原则的渊源和思想理论基础。

四

司法独立同样也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的。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议政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查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即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同时，我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组织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以确认，因而，司法机关也不能向中国共产党独立，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下的司法独立。而且“司法独立”这一概念也是从西方国家借鉴来的。所以从我国司法独立产生的背景条件和原因来说，并不能简单地用恩格斯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司法独立亦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
笔者认为，我国并没有走向真正的司法独立。因为司法独立的前提是三权分立，而我国，行政权力干扰导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从而出现严重的司法腐败。具体表现在：（1）司法权同行政权虽在职能上分离，但在体制上仍难舍难分。首先是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仍隶属于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其次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控在行政机关手里，这就使司法工作常常受行政的掣肘。（2）在司法官制与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方面：现在法官的官制受行政官阶制的影响。法官无终身制和高薪制作为职业保障，受内部行政管理体制的缚束，而难以放心大胆地只服从于法律。（3）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常出现指示与请示的现象，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法院审判的非法干预，这就破坏了下级法院或地方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即便如此，在我国强调司法独立并以制度上保障司法独立还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这里司法独立只是相对的。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强调司法独立、实现司法独立，最基本的有三点：一是改革法院体制，摆脱或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二是改革法官制度，培育高素质的法官和理性的法院；三是调整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的程序化和理性化⑦。我国宪政体制下需要实现司法独立，也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定能成功的实现司法独立，促进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和法治化向前发展。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为世界所公认，对于恩格斯司法独立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我们亦加以批判的继承。但事实表明，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它虽然不是司法本身的价值追求，但却是司法生命的根基。



注释：
①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②[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秋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