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理性以及尊严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检察院　魏齐富
　　
　　法律，乃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一器物，法律职业乃运用法律这一器物对抗权力、捍卫权利、维护秩序、实现价值的一个广义范畴。当然，我们所说的法律职业仅以狭义的理解即可。从这个意义上言，法律职业当然地概括了侦查、检察和审判三机关以及构成该机关的特定的法律适用者，同时又可概括以持法律之利器抗衡司法独断的另一个群体即律师群。
　　法律适用者对法律精神的精准把握和理解，以及对法律规范的娴熟运用，均折射着司法者对法律逻辑和法律推理的一种思维过程，这一思维过程毫无疑问地显现着法律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了当地一种普适性要求。我们说法律的社会功利性目的以及意义所在，正如本文开篇所及：法律无非是以正义、自由和秩序为正当存在的必要限度，除此，法律存在及法律规制的且指向的客体均值得怀疑。
　　这里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恶法存在并不可怕，因为还有人的理性相抗衡；相反，良法存在固然可喜，但倘若人的理性不够，依法乱法又如何加以限控，这样的话，良法空具其表，而无其实。所以说，法律的恶与善并非法治的最根本的要求，但适用法律的人的理性、良知和观念则是影响法律（毋论其恶其善）正义彰显的最直接因素。这个问题的提出，与法律职业当然地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而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理性精神和法律思维以及正义的良知感，则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上面的简要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法律职业对其从业人员的挑剔性要求，但这是法律对法律职业的一种前置的有必要苛刻的正当要求，之所以进行这种前置，乃因为法律与医疗一样，需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平静的心态，方可为他人听断息讼。做个比方：庸医轻则伤人，重则致人于死地，法官、检察官同为一理，轻则伤人，重则致人于死地，其后果殊途同归即当事人合法的重大利益有所损害，利益为法律调整的最主要的客体，合法的利益通过合法的途径损害了，法律的初始目的也就无从实现。
　　进入法律职业序列的人员需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法律的挑剔性要求，我们有必要加以论述。
　　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必须受过系统法学教育。这是进入法律职业的一个先决条件，毋容置疑。对于什么是法学教育有必要加以区分界定，我们不能以手中持有法律本科或者法律专科或者法律硕士毕业证件就认定是一种法学教育，这是对法律教育的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亵渎。法学教育即指通过国（民）办大学入学考试正式进入法学院，全日制教学模式下接受法学教育三年、四年乃至七年甚或十年，系统地学习法律原理及各部门法，精确掌握法学理论、养成法律逻辑思维、擅于运用法律推理，这就是系统地法学教育。这种法学教育最低限度地解决了法律对其适用者的耳嚅目染，无形中培养了对法律正义以及法律精神的一种尊崇和信仰。通过这种系统地法学教育，法律的灵魂已经深深植入了接受法学教育的受教人。当然，我们肯定这种系统地法学教育，必然会否定那种对法学的另一种不负责任的教育模式：函授，法律可函授这一名词足以让法治的人们笑掉大牙，更遑论对法律的自学成才，难以想象这些非系统接受法学教育的人进入法律职业将面对一个什么的当事人以及一个什么样的司法环境。
　　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对报考人员的高学历限制似乎也体现了对法律准入的一种崭新认识，但事实上因这种杂乱的高学历要求搅混了中国司法这一池清水。什么本科学历，什么国扶贫困县专科学历，对法律适用者竟然因地区不同可以这样的加以切割，法律的统一性将从何体现？法律公平将从何得以彰显？法律正义就毋论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畸形的思维在作祟：有了高学历（所谓的本科以上）好像法律就可以得到权威统一的实施，这分明是皇帝新衣般地笑话，但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构建的决策者却是十分地相信。对于有了高学历充塞法律职业方阵，是否就当然地保障了法律的正确实施，笔者在这里不加探讨，明眼人都知道法律是什么，高学历又是什么？法律的正确实施与高学历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性，交给读者们思考好了。
　　同时，我们有必要对高学历所概括的专业加以区分，看看这些高学历的专业与法律的实施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关联：比如农业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均可（下述所指高学历即包括这三种毕业生），他们通过法律职业的国家司法考试，连最起码的法律逻辑都不懂，尔后便去坐堂问案或者以公诉人身份指控犯罪，这里就有问题出现：即复习一年法律考试指定的教材尔后通过司法考试，就这样的法律教育如何去赢得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又如何去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更如何去适用法律定争止纷？这是一个让人们对法律望而生畏却又是中国司法的一个真实的嘲讽，让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人通过记忆性考试就坐堂问案，也是对中国二十几年法学教育最大也是最不厚道的一种瓦解！
　　法律需要理性，更需要尊严，但那些一年“苦读”便可以成就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却如何去理性地适用法律、捍卫法律的尊严？我们不能不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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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声明：作者魏齐富在法律图书馆先后发表法学论文有《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宪政评论：平等及平等权》、《法律、理性以及尊严》。其中《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一文曾被原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现为重庆涪陵师范学院讲师胡建华剽窃后署名“胡建华、尹华”发表在2005年《四川教育学院学报》，作者发现后，正在与侵权者协商处理相关事宜。
　　作者简介：魏齐富，笔名阿静、卫子，网名甘肃•卫子，1975年11月22日生于甘肃静宁。2001年毕业于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本科专业。2001年参加甘肃省选拔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考试，2002年分配静宁县细巷乡人民政府工作一月有余，借调静宁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工作，2003年4月回原单位开始做驻村工作组长，2005年参加甘肃省公务员考试，2006年4月进入静宁县人民检察院工作，2007年9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现为静宁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工作、学习之余，坚持写作，在《兰州晚报》、《甘肃青年报》等纸媒发表作品。《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责任》、《中国教育：何去何从》、《宪政评论：平等及平等权》、《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法律、理性以及尊严》等论文在全国各大学术网站被广泛转载、引用。


几个关于贪污罪问题的讨论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贪污罪，是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犯罪，虽说刑法和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该罪名作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贪污罪的认定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对商业行为中“回扣”的性质如何界定；对《刑法》三百九十四条的正确运用；如何正确理解贪污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下面笔者结合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对“回扣”性质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或者受贿，通常都以通过收取“回扣”、“手续费”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难以区分。如行为人在为本单位购买货物时，将卖方从购货款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回送的款项（即回扣）占为己有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遇该种情况不可一概认定为贪污或是受贿行为；应当根据卖方给予的“回扣”是否符合规定来加以区分，如果“回扣”是符合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的（但此时获得“回扣”的主体应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行为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而予以侵吞的，应以贪污罪定罪；如果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索取、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此时，对行为人为他人牟取的利益应作广义理解，只要是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包括相对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利益或相对人日后可期待的利益均可）。
在犯罪主体均为国家工作人员且都利用了职务之便的情况下，界定一个具体行为属于贪污还是受贿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对现有证据的运用来综合判断，笔者认为有一个简便却行之有效的判断方法：即考察行为人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原权属，若该财产或财产性权益来自于本单位或应当由本单位实际支配和控制，则该行为不可能构成受贿罪；若行为人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来自于其他单位则，该行为不可能构成贪污罪。
二、对占有公务礼物行为的性质界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该交公而不交公，数量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物占为己有后，（即赠予人事前未要求受赠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利益，且赠与人基于行业或地区习惯有赠予礼品的惯例）基于送礼人的请求或情面考虑同时又利用职权为送礼人谋取了利益，应如何定性？
不少人认为，对于该种情况应当主要从证据角度考虑。如果现有的证据能证实行为人收受公务礼物之后，利用职务之便为送礼人牟取了利益则该行为符合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反之若不能排除为他人牟利的合理怀疑则仍以贪污罪论处。
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仅限于赠予发生前赠予人未要求受赠人为其牟取利益的情况；若在赠予行为发生前受赠人与赠予人已达成受赠人为赠予人牟利的协议，则为典型的受贿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为他人牟取利益，该行为均应以贪污罪论处。理由如下：
首先，此种情况成立“法条之竞合”。就我国《刑法》立法的体例来看《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独立于贪污罪，亦独立于受贿罪，其立法意图十分明显，提醒我们法律将该行为直接以贪污罪论处，为法律的特别规定；
其次，揣摩立法意图，该法条的目的是将“不作为”的形式纳入贪污罪的客观方面，提醒我们“不作为一样可以构成贪污罪”。故笔者认为若出现上述情况，不论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后是否接受礼物后又是否承诺或实际为送礼人牟取利益，均以贪污罪论处为宜。
三、关于贪污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在刑法理论上，对构成贪污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需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请看一个案例：张某，系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平日张某忧国忧民深感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力，一心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但苦于囊中羞涩，便打起了自己管理的国有财产的主意。某日，张某侵吞自己管理的国有资产10万元，同日将该款如数捐赠给希望工程。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呢？也许有人会主张张某不构成贪污罪，其理由在于贪污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张某侵吞国有财产的目的是捐献希望工程，并非自己占有，故不存在“非法占有”。
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人提出上面的疑问，其本质在于混淆了两个概念、曲解了立法的本质用意。
第一，将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混同于“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理论告诉我们，犯罪动机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其内涵是驱使行为人犯罪的思想动因；而犯罪构成要件则是成立犯罪必不可少的要件。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考察其行为是否具备了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只要具备，则构成犯罪；犯罪动机一般不会影响对犯罪的认定，仅在处罚时作为酌定考虑的情节。张某把财产捐献给希望工程实为张某贪污公共财产的犯罪动机，而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贪污犯罪。
第二，贪污罪中特别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挪用公款罪相区别。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重要区别在于挪用公款侵犯的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而贪污罪侵犯的的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故该处的“以非法占有”是从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层面来考察，只要行为人取得公共财产缺乏合法依据，便是此处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际占有后行为人是合法使用该财产还是非法处分该财产在所不问，只是贪污既遂后的赃款去向问题，仅仅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在贪污罪中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密切相关的“赃款去向问题”作简要的阐释。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贪污罪赃款去向的认定由于侦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与负责审判的法院之间认识不同，使得赃款去向最终影响对行为人的定性和处罚，出现了犯罪嫌疑人在无法否定贪污罪行为时，便在“赃款去向”上大做文章，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或只要不是用于个人家庭消费外的其他消费，就不构成犯罪，赃款去向成了贪污犯罪分子抗辩的一面盾牌。
我们知道贪污罪是复杂客体，贪污行为侵犯的是公共或私有财产（在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侵犯的财产可能是非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贪污后的赃款去向，即用于个人家庭支出外的其他处置，就构不成犯罪，其实质是忽视了贪污罪侵害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将违背立法者对贪污罪的立法本意，甚至触动“罪刑法定”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现阶段由查禁犯罪的国家机关负证明行为人有罪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下，这样的认识将人为的造成法律上的漏洞，使得贪污犯罪分子的犯罪风险明显降低，必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个案的处理对每个公民来说都具有极强的指导和教育意义。笔者认为，遇到该类情况，应严格按照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定罪处罚，只要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使公共财产脱离国家或集体的实际控制，即贪污既遂，至于行为人如何处分该赃款，仅作为量刑上的酌定考虑情节。(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代大维力)

参考文献

1、《刑法学》 作者：赵长青 法律出版社
2、《国家司法考试专题讲座刑法46讲》 作者：袁登明 人民法院出版社
3、《刑法学》 作者：张明楷 法律出版社
4：《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作者：黄维智 中国检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