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三府〔2006〕134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重新修订的《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6年10月24日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三亚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参照国务院、省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监督，按照党中央的“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要求，以人才机制、企业发展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为重点，创新发展机制，培育三亚产业、环境和体制特色，努力实现把三亚建成“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战略目标。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执政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市政府建设成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四、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确保市政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章 市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主任。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市政府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九、市长离开三亚执行公务期间，由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

十、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工作负全部责任，并向市长和分管的副市长报告工作。

十一、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要对其实行问责。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二、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三、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稳定物价。

十四、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市场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五、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规章和政策，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出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训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

十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减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 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十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级预算、全市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大型项目等，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九、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有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区、镇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或建议。

二十、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一、各部门和各区、镇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

第五章 依法行政

二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法制观念，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权，依法实施行政许可，强化政府责任，优化行政服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十三、市政府要根据本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适时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提请市政府讨论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办预先审查或组织起草，并报省政府备案登记。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

二十四、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必须符合国家和本省、本市的有关方针、政策，并不得超越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凡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应经本部门法律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经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并报市政府备案登记。备案登记具体工作由市法制办负责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五、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加强执法协调，理顺执法体制，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

第六章 行政监督

二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协的监督，同时接受司法监督和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及时整改。

二十七、加强全市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镇政府、区管委会有权对市政府及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来信，对来信来访反映的重大问题要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二十九、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要通过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及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和重点工作，以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接受舆论监督。

第七章 工作安排

三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三十一、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规范性文件、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下发执行。

市政府及各部门，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要事先制订预案。

三十二、各部门、各镇政府、各区管委会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适时作出通报。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三、市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碰头会和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三十四、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一般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市政府重要工作；

（三）通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分析形势。

三十五、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议题由市长或副市长提出，由市长确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二）讨论通过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审议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三）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重要工作事项。

三十六、市长碰头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和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一般在每月第一周召开。市长碰头会议的内容为通报有关情况，研究市政府当月的主要工作。

三十七、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副市长召集并主持，主要研究、协调和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专门问题。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三十八、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议题，由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或由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确定。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主持人确定。市长、副市长在职权范围内能够决定的问题，毋须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办公会议讨论。凡须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的议题，事先必须由分管的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或者主管部门进行协调，提出明确意见，形成简明的文字材料，由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后提交会议讨论。

三十九、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纪要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签发；市长碰头会议纪要和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重大问题的报道需经会议的召集和主持人决定。

四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精简、高效、节俭的原则，严格控制各类全市性大会，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大会，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按有关规定报批；未经市政府批准，市政府各部门不得召开要求其他部门和镇政府、区管委会领导参加的全市性大会；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属于本系统范围的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全市性会议要尽量压缩规模、会议时间，精减会议人员。

第九章 公文审批

四十一、各部门和各镇、区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和《海南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琼府〔2001〕69号）的规定。

四十二、各部门和各镇、区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和规定程序呈批，属于上级和市政府已有原则规定的，由分管副市长自行负责处理；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工作的，须与有关副市长商量；重要事项，必须报送常务副市长、市长审批，或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四十三、以市政府文件的形式发文和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经分管的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或市长授权常务副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名义发送省政府各部门和其他单位的函件，一般由分管的副市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的工作，应经有关副市长审核；重要事项由常务副市长或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政府秘书长或秘书长授权副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核报市长签发。

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通过《三亚政报》和市政府网站及时公布。

四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注重行文效用，遵守行文规则，进一步精简公文；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办文效率和公文质量。

第十章 部门负责制

四十五、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三定”规定，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各部门应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办理；凡涉及多个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由市政府明确一个综合部门或主管部门为主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协调会议，可邀请协办部门相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协办部门的负责同志必须出席；根据主办部门的要求，市政府办公室可以派员列席会议。经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主办部门必须明确、具体地列明各方面的理由和根据，报市政府协调和裁决。

四十六、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高行政质量和办事效率。市政府及各部门在向下级部署工作和下达任务时，应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有关单位要按照规定时限予以落实。各部门之间征求意见或会签文件时，协办部门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为同意。各部门办理市政府交办文件，必须在两周内回复。各部门对于各镇、区和各单位请求审批的事项，属于一个部门能够办理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属于需要几个部门协调处理的，应在15天内将处理情况告知来文单位，一个月内办理完毕，情况特殊的，可适当延长时间，但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凡没有正当理由拖延不办，贻误时机，造成损失的，要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

第十一章 执行督查

四十七、各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督促检查制度，加大督促检查工作的力度，确保省政府和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市政府各阶段的重点工作，以及市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交办事项的落实。

四十八、督查工作要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市政府领导同志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各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督查工作，对重大决策贯彻落实情况要跟踪督查，务求落实。对其他督查事项，也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

督查工作要实事求是，讲求时效，注重实效。对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文件、会议决定事项，以及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和交办事项的督查，要明确提出时限要求，督查承办单位要及时办理，按时反馈。确保督查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防止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

四十九、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对各部门落实市政府决定事项的督促检查，每月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文件、会议决定事项、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及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对执行较好、反馈情况及时的部门要进行表彰；对执行不力、久拖不办或反馈不及时的部门要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决不允许拖着不办和既不反映问题也不解决问题。

第十二章 作风纪律

五十、市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五十一、市政府领导同志要坚持调查研究制度，通过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扰民。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也应按此原则办理。

五十二、为保证市政府领导集中精力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市政府领导一般不出席各部门、镇、区召开的会议，以及所安排的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各部门、镇、区一般不要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事务性活动，确有需要应事先报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要根据领导同志分工及有关规定，从严掌握，提出意见报批。

五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行短文”，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庆典和达标评比，减少各类事务性活动。市政府领导同志原则上不为部门和镇、区的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

五十四、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五十五、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坚决维护行政纪律，确保政令畅通。

五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机关和企业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但是，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关键词 非人格化 犯罪实施 犯罪控制 阻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Impersonalization: implementing and controlling crime
Yao Jianlong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By impersonalising the victim, the criminal excuses himself from blame of his own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process of impersonalising criminals in government and society's control of cr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e have made, it is unnecessary and unwise to and should not impersonalize the criminals. The pullback of such impersonalization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protect potential victim from possible violation, to control crime and cure criminals.
Key word: impersonalization,implementation, control ,pullback

一、非人格化：犯罪实施
被害人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学科，一些犯罪学家克服传统犯罪学研究将研究重点限于犯罪人的不足，而将研究视角投向被害人，并开始关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情境中的关系。以色列学者萨拉?本-戴维在对强奸罪中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研究表明在强奸过程中，被害人根本没有被强奸犯当作人，在此特定情境下，被害人对强奸犯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或客体。正如雷斯尼克（Resnik）和沃尔夫冈所指称过的那样，强奸犯使用了非人格化的技巧。他们指出，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似乎是当被害人完全不认识他那样来行事，即使他们在过去曾有过亲密和长期的交往。在迪纳?梅茨格（Deena Metzger）立足于男女平等主义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强奸就是将妇女转化成一种客体、一件财产或一个肉体的表现。对于强奸犯人格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1]（P229）
非人格化技巧的使用并非仅仅存在于强奸犯罪中，大多数犯罪，特别是那些直接以被害人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中，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都有一个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的过程。他们在对被害人进行加害的过程中，极力贬低甚至抹杀被害人人格，以强化其犯罪心理，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使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犯罪人在犯罪前要进行自我辩解。自我辩解着眼于两个方向：其一，针对于事，包括对犯罪做无罪的认定（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以己度人——认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其二，针对于人（被害人），通常的做法是对被害人进行贬低，比如他是一个该死的人，一个坏人，她是个骚货应该被强奸，等等。这种针对于人的自我辩解——对被害人进行贬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联的过程，可以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而并非仅仅限于犯罪实施前。非人格化是一个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犯罪人使用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技巧，主要在于解决犯罪与其自身道德、良心之间的冲突，使犯罪人得以实施犯罪行为。无论是犯罪实施前、犯罪进行中还是犯罪实施完毕后对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都是一个与犯罪人自身道德、良心斗争的过程。在行为的任何一个阶段对道德、良心的妥协都可能导致犯罪无法顺利进行，使犯罪向良性方向转化，譬如放弃犯罪、犯罪中止、对被害人表现出怜悯、同情甚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替代措施、犯罪后自首，等等。以下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中的作用：1975年12月2日，在荷兰，一辆火车被七个蒙面持枪的男子劫持。他们是“南摩鲁根斯自由青年运动”的一批成员。为了施加压力，劫持者打死了火车司机和两名人质，下一名将被处死的是北荷兰一位名叫格拉德·瓦德斯的人。此人在将被处死之前向恐怖份子谈起了他和妻子以及他和他的一个养子之间的一些纠纷，希望在他死之前表示出他对妻子、养子的和解精神，并要求劫持者在他被处死之后将他的口信带给妻子与养子。在恐怖分子看来，此时的瓦德斯身上已经不再让人看到是一个无耻的压迫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同样有缺点、弱点的平常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劫持者竟一时难以下手。突然间，他们居然抓住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还“不熟悉”，在他们面前还没有表示出一个人的个性的人质，作为瓦德斯的替身杀害了。[2]（P837）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P6）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千古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在讨论非人格化问题时有一个理论前提——基于对犯罪人也是道德人的假设，即认为犯罪人也是道德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侵害他人时，会受到自身固有的良心、道德的谴责与阻扰。出于研究重心的考虑，本文不打算介入人性的争论，而直接假设人性本善——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所有心智健全的人都是道德人，这是本文研究所需要明确的理论前提。
二、非人格化：犯罪控制
两年前，笔者大学毕业到西南某市劳教戒毒所基层中队从事对劳教戒毒人员的管教工作。在基层中队对劳教人员的管理与其说是靠制度或者法律，还不如说是靠干警的个人魅力与威信。与所有新从事管教工作的干警一样，笔者面临一个在劳教人员面前树立管教威信的挑战。上天没有赋予笔者令人见而发憷的魁伟体魄，十余年的书生生涯又造就了笔者与人为善的性格。即便是劳教人员违反所规队纪，笔者也狠不下心依法施以惩戒，更不用说通过体罚或者虐待以树立个人威信。负责教导笔者的一位老干警开始对笔者进行教诲：“你是政府，那些劳教不是人，他们是贼（西南某市警界对违法乱纪者的通称），是人渣。”经过多次灌输，这一思想竟然也开始逐渐为笔者所认同，对劳教人员施以处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法律的必要的“杀鸡骇猴”，也变得坦然甚至心安理得。笔者的威信很快就在劳教人员中树立起来。
国家在控制犯罪的过程中，对犯罪人也有一个类似于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这一点在对犯罪人施以处罚的具体过程中最为突出。在监狱、劳教所等处罚执行场所中，如果完全把犯罪人作为与干警平等的主体，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一个父亲、母亲、妻子、兄弟、姐妹的角色，那么对犯罪人的管理尤其是惩戒在具体执行中将会变得困难起来。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拟制的人，它也遵循其固有的“良心与道德”，而犯罪控制难免对犯罪人造成“伤害”，那么对这一点的理解似乎要容易些。拓展到侦、控、审等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也是如此。譬如，在犯罪侦察阶段，人们常常把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比作猎人与狐狸，侦察人员也常常是以猎人自居。在公诉阶段，检察官习惯于用“没有人性”、“发泄兽欲”之类的词语来说服法官与群众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判决书中类似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词句亦很常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的两大功能。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过程，事实上把犯罪人当作了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是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贬低甚至抹杀的过程。
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技巧应用的程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犯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也成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之一。个人一旦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在某种程度上滑向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国家在犯罪控制中追诉的对象——犯罪人。考察人类犯罪控制史，国家对待犯罪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彻底否认到逐渐承认与尊重的发展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达到顶点，犯罪人一旦进入国家司法的领域，其人格基本上就是被否定的，基本上无所谓权利可言，人不在是人。刑讯制度、株连制度、残酷的刑罚制度等，几乎完全把犯罪人变成了国家在控制犯罪中的客体。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权利逐渐得到重视。各国在犯罪控制中普遍提倡重视和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再贬低或抹杀犯罪人的人格，刑讯、残酷的肉刑等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纷纷被废除。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程度逐渐降低的历史。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非人格化技巧的运用程度，不但反映了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国家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手段措施的发展与进步。在古代与近代社会，国家控制犯罪的手段非常单一，刑罚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以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变化无穷的犯罪现象，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只能在刑罚的严厉性上做文章。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彻底地非人格化，也就当然的不可避免了。
今天，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无论是在现行制度还是制度的落实上都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譬如，虽然我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任何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仍是在我国广泛遵循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里也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沉默权依然只是一个追逐中的梦想。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违背人是主体性原则、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是对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否定，是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再如前文所提到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经历，笔者虽然不敢断言这种做法的普遍性，但其存在至少也是较为常见的。还有现行刑事诉讼浓厚的纠问式色彩，等等。
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舆论的作用，是一股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它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社会舆论对实施某一类犯罪的犯罪人否定评价的高压态势足以使潜在犯罪人望而却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这样评价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当社会使盗贼或卖淫者声名狼藉时，这比惩罚他们还厉害”[4]（P242）社会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正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来实现的。这种否定评价起到了一种对犯罪人的非正式制裁作用，它往往比正式制裁在犯罪控制中更为有效，在对犯罪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实际后果上也更为严厉。遭受刑罚制裁的罪犯，真正感受到的痛苦也往往不是刑罚本身的严厉性所带来的，而是社会公众因其刑罚生涯而给予的歧视与冷嘲热讽。
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也包含了一个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过程。主流社会舆论习惯于用没有人性、禽兽不如、发泄兽欲、色狼、冷血动物、精神变态等词汇描述犯罪人，公众投向犯罪人的目光，有如打量禽兽。特别是对待那些传统的针对人身的暴力犯罪人，如强奸犯、杀人犯。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牺牲犯罪人的人格为代价的。它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虽然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常常是非理性的，容易走向极端。社会舆论习惯于用要么是人要么是禽兽的两极思维，看待犯罪现象；而且犯罪人“一次禽兽，则终身禽兽”，这种惯性思维很难逆转。
三、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一）潜在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主要以强奸犯罪为视角
在关于如何预防被强奸的论述中，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潜在被害人如何成功防止被强奸的典型案例：一个曾经强奸过6名妇女的男子供认，他在进攻第7位妇女时被对方“吓住了”。当时，他在地铁车站盯上了这位妇女，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他跟着她下了车，并且准备伺机实施强奸。他紧跟着她。突然，这名妇女转过身来对他提出请求，说是夜深人静，单身一个人赶路不安全，请他陪送她回家。于是，这个原想作案的歹徒将女方送到家门口，而没有采取行动。事后，他说，他原来是想对她实施强奸的，但由于这个女人的举止行为，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色列学者查佩尔和詹姆斯对50名性犯罪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向强奸犯提出了两个问题：（1）“她做了什么使你停止了犯罪？”（2）“什么使你不想强奸？”关于答案的分析证明，当强奸犯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时，就不会再去实施强奸行为。调查样本中有75%的性犯罪者回答说，当被害人设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当她说把他们看作一个人时，此时他们就不会去实施强奸。对第二个问题，70%的人回答说当他们以人的态度来对待被害人时，就不想强奸她。例如，如果她告诉他们她的难处，说如果这样她的生活就毁了，或者恳求他们同情心的理解，强奸就不会发生。因此，直接的结论是，当一名妇女发觉自己处于被强奸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唤起强奸犯对于她的感情，或者，换言之，通过她的行为，使强奸犯不能完成将她非人格化的过程，那么她就有可能防止强奸的发生。这个结论符合这一基本假设，即在行为过程中，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是有意义的，那么，强奸犯就会对被害人产生某些形式的感情。这样，如果在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只是一种客体或象征，作为人的被害人对于强奸犯竟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强奸犯就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某种感情。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来说是个人（非人格化过程未能实现），将会发生如下两中情况：强奸没有发生，强奸犯（没有实施强奸行为）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 [1]（P234）
潜在被害人，在处于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情境时，应予重视的避免犯罪侵害的方法是，试图唤起犯罪人的道德、良心，至少应把犯罪人当成人来看待，而不是一条疯狗，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过程。这种主张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象是向狼摇尾企怜，也容易被视为荒唐而且对于防止遇害毫无裨益。我们的确应该提倡与犯罪人做坚决的斗争，但是，潜在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而言往往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当他们已经处于无可选择的地步——反抗无济于事时，任何一种阻却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的做法都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得到提倡。事实上在许多强奸案例中，被害人不策略地象对色狼一样的拼死反抗，换来的却是犯罪人变本加厉的侵害，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提倡潜在被害人做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是与对犯罪人的曲意逢迎、忍气吞声等消极做法有严格区别的。本质上，这是一种积极、智慧地防止犯罪侵害的做法。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如果当时那名妇女不是唤起了那名试图强奸她的男子的人性，而是把他当作色狼看待，那么其结果将是可想而知。
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不但可以预防潜在被害人遇害，有些已经发生的犯罪还可能会发生良性转化，被害人的被害不良影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甚至会达成谅解，产生真感情。譬如，强奸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真感情，互相爱恋以至结婚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转变使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的性质发生了逆变，不少学者主张，不应再按犯罪处理，尤其是那些被强奸，而后来又与加害人结婚的，就更不应该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关于这一点国外某些国家也是这样看的，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44条规定：凡犯强奸、强制威胁等犯罪的，只要与被害人结婚的，其罪消灭。对于共犯亦同。如以判刑者，终止其执行以及一切刑事效力。但在强奸后，又以此为把柄与妇人性交的，则就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对犯罪人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使得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性质也消灭了。
（二）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不应该、不必要、不明智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L·亨金说过：“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5]（P1）人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有”的、以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权利，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6]（P14）犯罪人也是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实施并不能对抗其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人格上的权益。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在控制犯罪现象时，其各项制度的设计与具体实施不应该存在丝毫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这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著《犯罪与刑罚》中所指出的“一旦法律容忍在某些情况下，人不在是人，而变成了物，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7]（P7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犯罪做斗争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通过贬损与抹杀犯罪人人格的方式遏止犯罪的方式已经变得毫无必要，国家完全可以在尊重犯罪人人格的前提下控制犯罪。今天，如果国家在犯罪控制中仍然采用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技巧”，是极不明智的。笔者在某劳教戒毒所工作期间，一位在笔者看来其实本质善良但却有过多次犯罪记录（包括抢劫、抢夺、盗窃、故意伤害等）的戒毒人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既然政府把我当人渣，那我就做人渣”。国家出于控制犯罪的善良目的所进行的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所产生的最大负面效应，在笔者看来，是人为的把大量原本不想与社会为敌的边缘群体推想犯罪的深渊，堵塞犯罪人自新的道路。由于公众对待犯罪人态度的极端性和不易逆转性，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也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至少在其遏制犯罪的制度设计上不应该有丝毫的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任何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都不应该有存在的理由，即便是以控制犯罪、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堂皇面貌出现。理性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被扭曲的落实。否则再好的设想，也会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当前，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还远没有在广大司法人员心中树立，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显得尤为迫切。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疾恶如仇的民族，习惯于用敌我的关系对待危害社会的人群，习惯于“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罪人做出反应。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在公众心中的培养和树立是一个迫切而长期的过程。在这一理念的培育过程中，有必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传媒的导向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8]（P2）。在对犯罪事件的报道、对犯罪人的描述时，我们的传媒应该学会理性。而那些试图通过对血腥犯罪案件添油加醋的描绘与报道、通过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极端性描写来迎合部分公众的低级趣味，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的传媒，则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干涉。
（三）对犯罪人的矫治
前文已经论述，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包括犯罪实施前、犯罪实施中以及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似乎不太明显，因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非人格化，在犯罪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它起着规避道德良心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谴责的作用。表现在对犯罪人的矫治阶段过程中，他们始终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思被害人因此而受到的痛苦，因而难以接受教育，认罪伏法，这是阻碍犯罪人转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欲使教育奏效，使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而且不能无视自己的罪责就成了关键。但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研究与运用程度还很不够。犯罪人一旦进入矫治场所，其与被害人的联系基本上就被切断了，矫治场所也很少从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仍然在持续进行的非人格化进程入手，促使犯罪人的转化。即便是犯罪人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他与被害人之间的隔阂、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却依然也许要持续于彼此的一生。笔者期待社会帮教人员中被害人的身影，更希望是活跃的身影。在矫治犯罪人阶段，力图唤起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同情心、怜悯心，促使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尊重，使他们认识到被害人不是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也是母亲、妻子、女儿；不是罪该万死的恶魔，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时阻却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种矫治方法，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在矫治场所，由于犯罪人进入了绝对弱者的情境，维护和树立矫治场所的监管权威又是如此的重要，在许多管教人员的观念中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是对犯罪人的监管和惩罚所必须的”偏见，因而非常容易忽视对犯罪人的人格的尊重。既要完成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国家责任，又要避免对进入矫治场所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挑战。
国家与公众对复归社会的“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往往仍在继续，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常常依然被当作禽兽看待，而很难再被接纳。这是比例并不低已经改过自新的“犯罪人”重蹈旧辙的重要原因。然而，阻却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对于彻底矫治犯罪人防止再犯又是如此的重要。国家和社会只有以宽敞的胸襟把失足的犯罪人当成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禽兽来接纳，犯罪人才有可能改过自新，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这要求的不只是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本文原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2年第3期]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参 考 文 献
[1]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2] [德]施奈德.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3] [英]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 张晓玲.妇女与人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8] [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